孙铭九是地地道道的辽宁人，他和当时威名远扬的少帅张学良算是同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地域上的亲近感往往能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份天然的亲切和信任。

早年的时候，孙铭九和张学铭成为了同学。张学铭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张学良的亲弟弟。他们一同在校园里度过了许多时光，一起上课、一起讨论学业、一起憧憬未来。那时候的他们，或许并没有想到日后会卷入到那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当中。

后来，孙铭九又和张学铭一起踏上了前往日本留学的旅程。他们就读的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是一所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军事院校。

在学校里，他们面临着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以及高强度的军事学习。每天天还没亮，他们就得从宿舍匆匆赶到教室，学习各种军事理论知识，像战术战略、武器装备的使用等等。

课余时间，还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跑步、射击、队列训练，每一项都一丝不苟。孙铭九深知这次留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他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军事素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国家。

回国之后，孙铭九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张学铭把孙铭九推荐给了自己的哥哥张学良。张学良当时在东北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看到孙铭九是弟弟推荐过来的人，又了解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经历，便决定让孙铭九担任自己的随从参谋。

在这个岗位上，孙铭九跟随张学良处理各种事务，参与军事会议，对张学良的思想和决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认真负责的态度，逐渐得到了张学良的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西安事变前夕，孙铭九担任了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能够担任警卫营营长这一职务，那可是意味着成为了张学良心腹中的心腹。

警卫营的任务至关重要，它直接负责张学良的安全保卫工作。孙铭九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时刻保持着警惕，带领着卫队二营的士兵们进行严格的训练，确保能够在任何时候都保护好张学良的安全。

1936年12月10日，这一天阳光依旧洒在西安城的每一个角落，但对于张学良来说，却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天。他静静地站在自己司令部的窗台前，眼神凝重地望着西安城。

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静，但张学良的内心却波涛汹涌。他清楚地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采取行动的境地。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态度，却对红军进行围剿。东北军作为一支有着爱国情怀的队伍，一直渴望能够打回东北，收复失地。

然而，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他们却陷入了内战的旋涡。张学良经过深思熟虑，已经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定——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但他也明白，这个决定充满了风险，如果失败，那便是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更是让东北军的几十万弟兄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乡。

东北军大多是从东北流亡而来的，他们思念着故乡的土地，渴望着能够早日打回东北。一旦行动失败，不仅他们的愿望无法实现，还可能会遭到蒋介石的残酷报复。

站在张学良身后的孙铭九，通过观察张学良的表情和神态，清楚地知道少帅此时究竟在顾虑些什么。他心里也在琢磨着，如果自己离开了少帅的身边，又有谁能全心全意地保护他呢？

孙铭九在心里反复权衡着利弊，思绪顿了顿，他咬了咬牙，还是决定冒险一试。他大步上前，走到了张学良的身边，神情坚定地说：“少帅，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就交给我吧！我亲自去临潼！”

张学良听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眼前一亮，但随后目光又快速黯淡下来。他看着孙铭九，语气中带着一丝担忧：“铭九，不是我不信任你，此去很危险，那老蒋的卫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你若是未能回来，我无颜去见学铭啊。”

孙铭九却坚定地说道：“少帅，老帅生前常说，您最大的缺点就是瞻前顾后！您不能这样了。东北军几十万将士都在等着回家，他们远离家乡，流亡在外，每天都盼望着能够打回东北。这不是你我一两个人的事情，这是关系到整个东北军，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您也知道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就让我去吧！此去我不止是要对得起您，更是为了几十万弟兄！”

孙铭九的话语中充满了对东北军的深情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他知道，东北军将士们的心声就是打回东北，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逼蒋抗日。

张学良听后，默默地转过身去，背对着孙铭九。他沉默了许久，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知道孙铭九的决定是勇敢的，也是为了大局着想。但他又担心孙铭九的安危。

最终，他缓缓地挥了挥手，只言道：“既然如此，你便去吧，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活着回来！”这简短的话语中，包含着张学良对孙铭九的信任和期望，也包含着他对孙铭九安危的深深担忧。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整个城市还沉浸在深深的睡梦中，街道上寂静无声，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打破了这份宁静。

孙铭九带领着张学良的警卫营，迈着坚定而沉重的步伐，悄然来到了临潼华清池。他们的脚步很轻，尽量不发出声响，但冬日的地面坚硬而冰冷，每一步踩上去，还是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孙铭九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眼神专注而锐利，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这些士兵都是孙铭九带出来的，他们和孙铭九一样，对张学良忠心耿耿，为了完成这次任务，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华清池，这座曾经繁华的皇家园林，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显得格外神秘而紧张。蒋介石当时就住在华清池上的“五间厅”。这“五间厅”是华清池里最好的房间，房间宽敞明亮，布置得也十分豪华。但此刻，这里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当时华清池的警卫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信不过张学良和杨虎城，只敢用自己人作警卫。这些警卫们个个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那就是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他们手持武器，警惕地巡逻在各个角落，眼睛里闪烁着警惕的光芒。

政变开始之后，双方直接开始交火。刹那间，枪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子弹在黑暗中呼啸而过，打在墙壁和地面上，溅起一串串火花。蒋介石对自己的亲卫是真的下了血本，整个警卫部队使用的全部都是冲锋枪，甚至还有轻机枪。

冲锋枪喷射出的火舌，在黑暗中显得格外耀眼，子弹如雨点般向警卫营的士兵们射来。警卫营的士兵们迅速寻找掩体，进行反击。他们手中的枪支也不断地喷出火舌，与蒋介石的警卫部队展开了激烈的对射。

但是张学良的警卫营也是精锐中的精锐，早年东北军还在老家的时候，张学良对自己的警卫部队也是下了血本，装备并不差。这些士兵们平时训练有素，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沉着冷静地应对着敌人的攻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反击。双方士兵在正面交火，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华清池仿佛变成了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孙铭九则领着几个精锐从小门摸了进去。这个小门平时很少有人使用，比较隐蔽。孙铭九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每一步都走得很轻，生怕发出声响引起敌人的注意。

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对方竟然还有人守在里面。这些守卫的士兵听到动静，立刻警觉起来，他们端起武器，向孙铭九他们射击。孙铭九他们迅速寻找掩体，进行还击。一时间，这里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五间厅”里里外外响满枪声，子弹在墙壁上留下了一个个弹孔，碎片四处飞溅。孙铭九这边带来的人到底还是要更多一些，他们逐渐占据了上风。

蒋介石的侍卫渐渐的被压制在了一个小房间内。这些侍卫们顽强地抵抗着，他们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护蒋介石，不到最后一刻，他们绝不会放弃。

孙铭九瞅准了机会，踹门就冲进了蒋介石的房门。他的动作很猛，门被他一脚踹开，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可是预想中的枪声并未传来，房间里一片寂静。

孙铭九走进房间，只见房间里只有一副假牙和一条武装带。假牙放在桌子上，武装带随意地扔在地上。孙铭九心中一紧，他意识到蒋介石可能已经逃走了。

倒是房间的窗户大敞着，还透着风，冷风呼啸着吹进房间。孙铭九快步走到窗户前，伸手一摸蒋介石的被子，还是热的，显然没跑多久。

正在孙铭九气急败坏之时，突然传来一声叫喊：“营长！杨主任来电！”

孙铭九急忙转身，接过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促，杨虎城直接就问道：“抓住委员长没有？”

孙铭九皱着眉头，焦急地说：“人跑了，不见影了，被窝还热着，跑不了多远！”

电话那头的杨虎城立刻爆发雷鸣般的吼叫：“跑了？那还不赶紧给我去找！天亮之前还抓不住他，我们全都要死！”

杨虎城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焦急，他知道如果抓不住蒋介石，后果将不堪设想。说完电话立刻就被挂了，孙铭九握着电话，热血上脑，他手枪一挥，大喊道：“都给我去找！今天晚上必须抓住蒋介石！”士兵们听到命令，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分散开来，向各个方向搜寻蒋介石的踪迹。

出门后，警卫部队在山墙下面发现了一只鞋，还发现了爬墙的痕迹。这只鞋是蒋介石的，鞋底的花纹很清晰，爬墙的痕迹清晰可见。

孙铭九断定这必然是蒋介石留下的痕迹。他命令部队兵分四路搜寻蒋介石，他对士兵们说：“找不到大家一起挨枪子！”士兵们知道任务的重要性，他们纷纷点头，然后各自朝着指定的方向跑去。

他们在山上仔细地搜寻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冬日的山上，寒风刺骨，树木和草丛都被冻得僵硬。士兵们的脸被冻得通红，但他们依然坚持着，认真地搜寻着。

下山的时候他们又抓住了蒋介石的侄子蒋孝镇。蒋孝镇个头不高，瘦瘦小小的，他看起来很害怕，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孙铭九一把就把他给提溜起来，手枪直接顶到他的脑袋上，咬牙切齿地问：“委员长呢！我找不到他就要死，我要死了你也活不了！”蒋孝镇吓得脸色苍白，他颤颤巍巍的指向了一片乱石，直言就在石头缝里躲着呢。

东北军呼啦啦一片就围了上去，他们大声高喊：“赶紧出来，不出来开枪啦！”声音在山谷中回荡。蒋介石看到围住他的人，一会说腿断了，一会又说腰折了，反正就是不想走。他躺在地上，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表情十分痛苦的样子。

孙铭九急了，但是也不敢打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的身份特殊，不能有任何闪失。于是当即半跪下去，要蒋介石上他身上，嘴上还说：“山下就有车，我背你下去！”

蒋介石开始还不愿意，他扭捏着身子，嘴里说着不愿意。但孙铭九可没有耐心等他，直接上前，强行把蒋介石背了起来。蒋介石象征性地挣扎了几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孙铭九背着蒋介石，在士兵们的簇拥下，朝着山下走去。这件事情到此也就基本上告一段落了。西安事变中捉蒋这一关键环节，为后续逼蒋抗日奠定了重要基础，也让中国的历史走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可以说，西安事变中，孙铭九功不可没。

然而，西安事变后，当张学良被软禁之后后，东北军陷入内乱。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将领，大多是跟着张作霖、张学良打天下的老将。他们经历过东北军的辉煌，也深知这支队伍的底子——名义上是“东北军”，可老家早已被日本人占了，几十万弟兄的妻儿老小还流亡在关内。

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保住队伍的编制，让兄弟们有个安稳的归宿，再图打回东北的老事儿。所以在蒋介石抛出“改编保留番号”“发放军饷”的条件后，王以哲等人倾向于妥协：先接受南京的安排，至少能保住东北军的招牌，弟兄们不用散伙。

可另一边，“少壮派”的想法完全不同。孙铭九、应德田这些年轻军官，大多是三十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他们跟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为的就是逼蒋抗日，救回被扣押的少帅，更要为东北军挣个“抗日有功”的名声。在他们眼里，妥协就是向蒋介石低头，就是背叛了西安事变的初衷。更何况，张学良还在南京生死未卜，如果现在服软，少帅还能回来吗？

两边原本还能坐下来谈，可随着时间推移，矛盾越积越深。元老派觉得少壮派“不懂大局”，净想着拼命；少壮派则骂元老派“贪生怕死”，为了保官位出卖少帅。会议室里的争吵越来越凶，桌子拍得咚咚响，茶杯摔得满地都是。到了后来，连基本的信任都没了。

1937年2月2日，农历正月十二，西安城外的寒风裹着雪花，吹得人脸上生疼。就在这一天，矛盾彻底爆发了。少壮派中的激进分子认为，王以哲等元老派“勾结南京”，准备出卖东北军利益。孙铭九在情绪激动之下，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终身的决定——派人刺杀了王以哲。

枪声响起时，王以哲正在家中看书。他怎么也没想到，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会对自己下手。子弹穿透胸膛的瞬间，这位东北军元老的目光里，有震惊，更有不解。

消息传开后，东北军内部彻底乱了套。元老派的将领们悲愤交加，有的当场痛哭，有的要找少壮派拼命；少壮派则慌了神，原本团结的“三剑客”（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也因为意见不合开始分裂。这支曾经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劲旅，此刻却像一盘散沙，互相猜忌，互相攻击。

孙铭九很快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刺杀王以哲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东北军的内乱升级。更糟的是，南京方面趁机施压，要求“严惩凶手”，蒋介石更是放出话来：“不交出闹事者，东北军别想改编！” 被迫之下，孙铭九带着几个亲信连夜逃出西安，一路向北，最终躲进了陕北的根据地。

陕北的冬天比西安更冷，窑洞里的土炕烧得再热，也暖不了孙铭九心里的寒。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坐在炕沿上，盯着窗外的积雪发呆。这里的干部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他送来热乎的小米粥和腌萝卜。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过去做过什么，我们都清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抗日。” 这些话像温水一样，慢慢焐热了他冻僵的心。

几个月后，考虑到孙铭九在东北军中的特殊身份，组织安排他秘密转移到天津隐居。天津的租界里，霓虹灯闪烁，黄包车叮当响，可孙铭九却像个透明人。他化名住在法租界的一栋小楼里，白天很少出门，晚上偶尔去街角的茶馆听评书。茶馆里说书人讲着三国里的忠义故事，他听着听着就会走神——当年在东北军时，他也觉得自己是为“忠义”而战，可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

1940年前后，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政府，日本特务为了拉拢东北军旧部，在天津四处活动。有人找到孙铭九，递来烟卷，说：“孙老弟，现在东北军散了，张汉卿也没指望了。跟着皇军干，照样能当官，比躲在天津强多了。”

孙铭九沉默了很久。他想起张学良被扣押前的最后一句话：“一定要把队伍带回去……” 可眼下，队伍没了，少帅也没了消息。理想早就碎成了渣，活着成了唯一的目标。最终，他答应了日本人的条件，成了伪军里的一个小头目，但始终没带兵打过国共两党的队伍——他心里清楚，那枪口，无论如何都不能对准自己的同胞。

抗战末期，眼看着日本快撑不住了，孙铭九心里那点残存的血性又被勾了起来。他带着手下几百号人，在山东某地宣布起义，投奔了国民党军队。蒋介石为了安抚东北军旧部，把他收编进正规军，还给了个少将参议的虚衔。

解放战争打响后，孙铭九的部队被派往东北。据他自己后来回忆，那时候他偷偷联系上了当地的地下党，打算“当个钉子，给解放军递点情报”。但到底有没有真正传递关键信息，他自己也说不清——毕竟在国民党军队里，处处都是眼睛，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

1948年冬天，辽沈战役正打得激烈。在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中，孙铭九被东北野战军的部队俘虏。带队的指挥员在审问他时，翻开他的档案，皱着眉头问：“你以前是东北军的？张学良的卫队营长？”

孙铭九低着头，没敢抬头。

指挥员又问：“那会儿在西安，是不是你带人去华清池的？”

孙铭九浑身一抖，但还是没说话。

指挥员盯着他看了半晌，突然笑了：“算了，我看你也没真跟解放军打过仗。放你回去吧。”

原来，孙铭九在被俘时身上既没有武器，也没有近期和国民党高层联系的证据，加上他主动承认了过去的经历，最终被当作“无血债人员”释放。

1950年代初，孙铭九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上海。他租了间弄堂里的小阁楼，靠给人看大门、打零工维持生计。上海的冬天湿冷，阁楼的窗户漏风，他夜里常常被冻醒，恍惚间还能听见当年华清池的枪声，看见张学良站在司令部窗前凝望西安城的背影。

好在中央并没有忘记这位西安事变的参与者。经过调查核实，组织上认定孙铭九在事变中确有功绩，且后来未继续与人民为敌。

1955年，在一位老同志的推荐下，孙铭九向政府提交了工作申请。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贡献，破例批准他进入

东北文史研究馆工作——这里主要收录有特殊经历的旧军人、学者，负责整理近现代史料。

孙铭九被分配到“东北军史料组”，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翻阅泛黄的档案，记录当年的战斗细节。他写得很认真，有时候为一个时间点能查一整天的资料，同事们都说：“老孙这人，做事还是当年那个劲头。”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旅游业逐渐兴起，西安华清池成了热门景点。导游们带着游客参观“五间厅”时，总会指着墙上残留的弹痕说：“这就是当年张学良的卫队营和蒋介石卫队交火的地方，孙铭九就是带人冲进去抓蒋介石的！” 渐渐地，孙铭九的名字又被媒体挖了出来。有记者辗转找到他，扛着摄像机上门采访。

镜头前的孙铭九，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背微微驼着，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中山装。记者开玩笑说：“孙老，您当年抓蒋介石的地方，现在成了5A级景区，听说进去还得买票呢！陕西省要是有点旅游思维，就该把您请到华清池，天天在当年您踹开的房门口泡壶茶，游客肯定挤破头——毕竟您可是捉蒋英雄啊！”

老人坐在藤椅上，听着这话，嘴角微微动了动，却没有笑出声。他眯着眼睛，像是透过时光看向了远方，那里有东北的白山黑水，有西安的古城墙，有华清池的枪声，也有张学良凝望故乡的背影。半晌，他轻轻摇了摇头，只说了句：“都是过去的事了。” 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脸上，照见那些深深的皱纹里，藏着一段再也回不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