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4日，特朗普提出的“大而美”法案正式生效，其核心条款聚焦企业税减免。

特朗普宣称该法案将为美国带来“难以置信的繁荣”，却因政策暗含的”劫贫济富”效应引发广泛争议。

事实上，这种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并非美国财政史上的孤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就推出过高度相似的法案。

而那段历史与当下的呼应，值得细细审视。

（一）里根时代的竞选博弈

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正深陷多重困境。

1979年伊朗革命与随后的两伊战争引发石油危机，直接将美国经济推入“滞胀”泥潭，,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国际格局的天平也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苏联在非洲、中东等地区积极扩张势力，美国在冷战中被迫转入守势。

1980年的总统大选成为美国政策转向的关键节点。

时任总统卡特作为民主党人，延续了新政以来注重社会福利的传统，强调政府在解决能源危机、维护社会公平中的主导作用。

他推动节能政策以缓解石油依赖，在社会福利领域维持对弱势群体的支持。

但在“滞胀”困境与国际地位下滑的双重压力下，卡特的政策收效甚微，民众对其信心逐渐瓦解。

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则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施政理念。

他主张“小政府”模式，核心是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管制以释放市场活力；

外交上，他承诺重建美国军事力量与国际威望，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以扭转冷战颓势。

里根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配合其极具感染力的演讲风格，精准击中了美国人渴望重振经济、收复国际地位的集体诉求。

1981 年，里根成功当选美国第 40 任总统，开启了美国政策的 “保守主义转向”。

（二）里根经济学的实践与影响

里根上台后迅速推行被称为 “里根经济学” 的政策组合，其核心是 1981 年通过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

将个人最高边际税率从 70% 骤降至 50%，1986 年进一步下调至 38.5%。

在开支方面，尽管社会福利削减遭遇阻力，但国防开支大幅提升。

从卡特时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2%，升至里根任期内的近7%。

此外，他推动金融、能源等多行业放松管制，大幅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

外交与军事政策上，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以高科技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

同时在实力博弈基础上与苏联达成《中导条约》，既缓解了核军备竞赛的紧张局势，又加速了苏联的衰落。

最终，苏联在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压力下走向解体，为美国赢得冷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经济层面，减税政策短期内刺激了消费与投资，1983-1984年美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GDP增长率超过6%；

长期来看，宽松的市场环境推动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为90年代的经济繁荣埋下伏笔。

但代价同样显著，政府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飙升。

联邦债务从1980年的9000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2.6万亿美元，短短九年翻了近3 倍。

里根执政深刻重塑了美国经济模式，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却也埋下了长期财政危机的隐患。

（三）特朗普 “大而美” 法案的时代困局

2025 年特朗普“大而美”法案的出台，同样植根于美国的经济困境。

但与里根时代相比，当下的时代背景已发生根本变化：

截至2025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36万亿美元，是里根时期的36倍以上，占GDP比重接近 130%，远超里根时代的债务压力。

这一法案将面临三重挑战：

经济层面，如何在减税刺激增长与控制债务规模之间找到平衡？若债务失控，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债的信心危机，推高利率并抑制经济复苏；

政治层面，民主党对法案的强烈反对可能加剧两党极化，干扰政府正常运转；

社会层面，福利项目的削减或将激化社会矛盾，进一步拉大阶层差距，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

（四）美国未来走向何方

历史的相似性往往带着时代的差异重复上演。

从里根经济学到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两者都是以国家信用为抵押、用未来财富换取当下繁荣的政策路径。

但当2025年的法案将福利削减推向史无前例的高度时，美国正站在更危险的悬崖边缘：

要么在债务海啸中重蹈历史覆辙，要么在阶层对立中迎来更剧烈的社会震荡。

这场持续四十年的 “财富再分配游戏”，终究要有人为其代价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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