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

2007年7月，我阅读到一篇论述，将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描述为“爱恨交织的失败抉择”。然而，我对此观点持有异议。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举行了婚礼。

在进步思想的浸润与感召之下，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市的掩护下，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黄敬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同年7月，黄敬因遭叛徒出卖而遭到逮捕，江青也随之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随后，她毅然前往上海，寻求党的组织。抵达上海后，她通过参与话剧演出、电影拍摄、教学以及撰写文章等多种方式，为提升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抵制帝国主义侵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江青展现出了一个爱国、革命、进步的青年形象。

1937年盛夏，江青已然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然而她却毅然决然，从繁华安逸的大上海，踏入条件艰苦、动荡不安、安全堪忧的延安。这样的选择，若非拥有坚定的政治觉悟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实难为之。此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她坚定的革命精神和锐意进取的品质。彼时，江青所踏上的道路，正是无数革命与进步青年所共同追求并践行的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

在延安度过的十年间，江青秉持着谦逊谨慎的作风，过着简朴的生活，她的表现备受好评。期间，她还曾前往南泥湾参与劳动，与八位女同志共居于同一窑洞，同卧于坚硬的土炕之上。

特里尔所著的《江青全传》中记载：“每当毛泽东与西方客人交谈之际，江青鲜少开口……她容貌出众，宛若一位年轻而温婉的女性……江青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毛泽东的身心健康、日常事务，以及洗衣做饭，购物整理房间。她本人不喜辛辣，然而毛泽东偏爱，因此毛家餐桌上的每一餐都不可或缺地备有辣味佳肴。她性格直率，态度谦逊，感情充沛，堪称一位贤良淑德的妻子，体贴入微的母亲。”

毛、江在延安

“在那个时期，江青的表现堪称出色，她对毛主席的起居生活关怀备至，对主席的饮食起居照料得细致入微、无微不至，真正履行了一位妻子的职责。在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的岁月里，其他领导人的妻子都已渡过黄河，抵达较为安全之地，唯有江青留在了陕北，与毛主席并肩作战，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她四处奔波，实属不易。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她的表现一直颇受好评，而‘文革’开始后，她的行为才有所改变。”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我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据我所知，自江青被捕以来，随着身体的日渐衰弱，她对主席的思念愈发浓烈。她身边总是摆放着主席的手迹，衣襟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则陈列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间漫步的合影。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她便开始吟诵主席的诗词，或是研读《毛泽东选集》。当清明节来临之际，她便恳求前往毛主席纪念堂，为主席献上鲜花与花圈。

毛江关系微妙变动

“我已安心，你们都是优秀的同志。”

1974年4月17日，毛泽东主席致信江青，分别以两封信的形式表达了他的观点。

江青同志：两封信已收到。内容前后有所出入。当前党的形势良好，悲观情绪不宜滋生。请保持坚定，切勿动摇信心。虽然道路充满曲折，但前途无疑是光明的。务必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避免片面主观的看法。这一点务必高度重视。牢骚满腹容易导致心绪不畅，应放宽视野，心胸开阔。请勿请假。经费可以适当增加。险峻高峰之上，尽是无限的风光。

江青同志：两封信均已收到，同时亦收到了春风杨柳的问候。对于后一封信中所流露出的犹豫情绪，我认为并不妥当。我们必须认识到，前途是充满希望的，而道路则必然是蜿蜒曲折的，我们不可过于主观和片面地看待问题。请务必多加休息，不宜请假过长时间。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失落感之后，还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不大似一棍子打死。

自1967年起，直至1969年上半年，江青竭力为毛主席塑造勤奋好学、涉猎广泛、见解独到、政治意识敏锐以及尊敬领袖的正面形象，因而她精心挑选并送上了大量的参考资料。

江青挑选的资料涵盖了多种类型，其中包括各式报纸，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以及《文汇报》等；此外，还有一系列刊物，例如《参考资料》（亦称“大参考”）、《红旗》和《新情况》等。此外，还包括《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收集的各类情况反映，比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和《要事汇报》等，这些资料中包含了众多关键情报。同时，还有中央召开会议的重要简报等内容。

所挑选的资料主要包括：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以及全球各友好政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解读与评价（其中积极正向的评论）、执行效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立场及执行力度（态度正确且执行有力）；阶级斗争的新动态；国内外发生的突发性事件等内容。

江青若认为某报刊中的某篇文章、消息或情况至关紧要，值得毛主席审阅，她会用红铅笔在该文、消息或情况的标题左侧画一个大圈，并在其中画一个小圈，或绘制一个三角形，以此标明该篇内容需被查阅。随后，她在信件左眉处注明“请主席参阅”或“请主席阅”，并在下方署名“江青”。最后，她会在信件末尾标注年月日，有时甚至注明具体时间。在信封封装前，她会将所需呈递的文章、消息或情况翻至正面，确保毛主席一旦打开信封，便能迅速找到所需材料，无需四处搜寻，以此表达对毛主席的尊重。

右侧书写“即送”二字，正中则书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侧则书写“江青”二字。信封左上角标注“急”或“特急”，有时还会特别注明“绝密”二字。在“急”、“特急”、“绝密”的右侧，通常会画上几个圈，以示其重要性。毛主席审阅完毕后，会用黑铅笔、红铅笔或蓝铅笔在他的名字上画一个大而圆的圈，有时还会附上“已阅”二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处还会再画一个大圆圈，并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江青若觉得内容至关重要，便会在信封上注明“请杨英路同志（作者注：江青曾将我的名字改为杨英路）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并在“亲启”二字右侧画上两个圈，以此提醒秘书的注意，秘书不得擅自拆阅。

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毛主席对于江青所呈递的文件材料，始终给予高度重视，每一份都仔细审阅，每一份都圈点批注。然而，自“九大”之后，其审阅的频率明显减少，退回江青时，有的文件上仍圈点，有的则空空如也。至1969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几乎不再圈阅，甚至有时连信封都不曾拆开，直接原封不动地退回。江青自觉尴尬，自此不再主动呈送文件。

1969年秋季，鉴于防范苏联可能借谈判之际对我境实施军事突袭的考量，我国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备动员。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令，要求疏散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江青亦迁往北京西山，以避战火之害。

江青某日向我指示：“小杨，趁我休息之际，速至钓鱼台，将我准备呈给主席的文件全部取至此处。”我询问：“是否包括主席已圈阅和未圈阅的文件？”她答复：“一概带来，绝不可遗漏。无需多问缘由，只需遵命行事，尽快完成。”当晚，我趁她熟睡之际，将所需文件从钓鱼台10号楼搬运至西山，装满两大纸箱，堆叠高达一米。翌日，江青到办公室处理事务时，我向她汇报：“江青同志，您指定的文件已取回，请问放置何处？”她指示：“就放在你的办公室，务必妥善保管，切勿遗失。今日你需在本院挑选一处隐蔽处所搭建一个炉子，我将亲自焚毁这些文件，以防敌手获取。此事你即刻办理，搭建完毕后，我还将亲自检查。”她挥手示意：“去吧。”

步出江青的办公室，我迅速拨通了管理科科长的电话，恳请他协助搭建炉灶。他爽快地答应了，并立刻调配人手，运送材料。仅仅两个多小时后，就在庭院北端西墙的根基处，一座炉灶便已搭建完成，他还特意安装了一根粗大的铁制烟囱。炉灶搭建妥当后，我随即向正在用餐的江青进行了汇报。她听后简单回应道：“知道了，你去吧。”由于在进入餐厅前她已服用了安眠药，不愿多言，以免精神过于兴奋影响睡眠。因此，我在汇报时并未抬头，只是轻声告知。我自然也不敢多言，随即退了出去。

江青心绪沉重，午休并未沉睡太久。醒来后便催促我提供相关文件，声称她将亲自监督我将这些文件彻底销毁。我提议：“是否应该保留那些主席亲笔圈画、标注的文件以供日后查阅？销毁实在太过浪费。”她怒目圆睁，不悦地斥责：“保留有何用？全部销毁！”我应声答道：“销毁，销毁，全部销毁。”她低声嘀咕：“这是我和主席的私物，我有权处置，他人无权干涉。”我随即生火，将材料放置炉中。江青称赞炉子修得不错，比钓鱼台的炉子更佳，随后点燃火种。我先点燃了几张散落的纸张，接着将厚重的《大参考》、《红旗》等撕成碎片投入炉中，用木棍挑动以加快燃烧。起初，江青站在炉子旁密切监视，以防我私藏文件。但随着火势加大，炙热的火焰让她退到远处，只是远远观察。待材料燃烧殆尽，我走过去向她汇报：“江青同志，销毁工作已完成，请您过目。”她走至炉边，用木棍翻动了几下，放下工具，说道：“好了，我又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她边走边说：“若非备战需要，战事逼近，我才不会销毁这些资料呢！这些文件记录了我为主席和文革付出的努力，主席曾多次给予肯定。不知何故，自今年下半年起，主席不再翻阅我呈上的材料了，罢了，不提这些了。”

毛主席赠江青玉米五枚。

2009年6月，我阅读了《湘潮》杂志上曹英撰写的文章《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文中透露，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在8月15日中秋节的情形。毛主席特意赠予江青五颗玉米，并明确指出是五颗，江青同志分给张春桥和我各一颗，我则在晚餐时分品尝了这些玉米。在咀嚼着那清甜且富有弹性的玉米粒的同时，我不禁凝神沉思，主席此举的深意令人回味无穷。

那幕情景勾起了我的一段往事：在中秋佳节之夜，江青携着两个玉米归来，她说道：“主席赐予我五个玉米，我分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便留给了自己，其余的玉米就分给工作人员享用吧。”我亦分得一小截。毛主席赠予江青的五个玉米，质地黏稠。彼时，我对于主席为何恰好赠予江青五个玉米，并未深思其意。

但是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某日，汪东兴亲自来电告知：“杨银禄同志，主席有令，着我转告江青同志，鉴于其年事已高，亟需保持宁静。若江青同志欲前来探望主席或有所请示汇报，务必事先征得主席的许可，未经允许擅自前来者，即便抵达亦将不见。还请先行将主席的指示转达给江青同志，至于她的任何反馈，我自会与她详细说明，如此安排，亦为双方留下了一定的回旋空间。”

“我去探望主席，我的丈夫，却还受到限制？这是主席的命令，还是汪主任的主张？”我回答：“汪主任表示，这是毛主席的命令。”她反驳道：“是你们汪主任提出的建议吗？我必须亲自去质问汪主任，我不相信主席会发出这样的命令！”

1999年3月21日，七位曾于中央办公厅任职的同志拜访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先生。其中，康生同志的秘书黄宗汉也在场。在那天，他悄然将我引至一旁，轻声问道：“老杨，能否帮我询问一事？”

你说：“问吧，没关系。”

“记得呢，1970年的旧历八月中旬，毛主席曾赠予江青五颗玉米，那是九月中旬的事情。”

我问道：“请告知，我还有一事不明，那件事究竟有何含义？”

他说：“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黄宗汉话音落下，我并未多言，内心对康生的解释存有几分疑虑，故而沉默以对。

‘为何不阻止江青？她与其他人一样，未经我的准许不得进入。’主席批评过后，我立即召集张耀祠、陈长江等人开会，强调要严格按照主席的命令行事，任何人都不得未经主席同意擅自进入，包括江青。我要求对哨兵下达严格的指令，将其视为政治任务，确保主席的宁静与安全。若江青不顾主席意愿执意前来，必须在宝光门检查站就予以拦截，坚决执行主席的命令，绝不可有任何迟疑。”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到了宝光门，她叫司机向左拐，说是去见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轿车挡住。

因为大红旗车是三排座位，车身很长，所以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江青没有看到哨兵伸手挡车。车停下后，江青问司机：“你怎么不走了？”司机说：“哨兵不让过。”江青听了以后，气呼呼地从车上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

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个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这位干部回答：“这是上级的命令。”江青进一步质问：“你的上级是谁？我去找他，岂有此理！”

这位干部和气地说：“我的上级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他们工作很忙，不好找。”

江青说：“那好吧，我的汽车就停在这里，我步行去主席那里，行不行？”

这位干部坚持原则，执行上级的命令坚决，他说：“那也不行，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请你原谅。”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这位干部不火不急，又向她行了个军礼，不慌不忙地说：“报告首长，请你不要打人，打人是不对的！”

江青双眼圆瞪，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么样？你敢还手？！”

这位干部说：“我们的上级教导我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请首长息怒！”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

她知道没有毛主席发话，谁敢阻挡她呀！回到钓鱼台以后，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

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态度很释然，连连点头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

汪东兴为难地说：“好是好哇，我就怕她对我说三道四，不好办。”

毛主席说：“你怕什么？不许她来是我下的命令，如果她找你的麻烦，有我顶着！”

为了见到毛主席，江青想了不少办法。她以锻炼身体为名，要求到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去游泳，这样她就可以趁机会很方便地见到主席。

第一次请示主席没有回音；第二次请示，还是没有回话；过了两天再次请示时，主席终于发话了，他生气地说：“江青这个人不理解人，也不体贴人。人老了，想安静些，她就是不让我安宁。江青要来，我就走。”

到了第四天，江青再次请示主席时，游泳池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到外地去了。”

我把毛主席去外地的消息报告江青以后，她非常生气地说：“怎么，主席到外地这样重要的情况，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还对我进行封锁？”

她沉思了片刻，又说：“我的身体不好，他是知道的，我想游游泳无非是想锻炼一下身体，调整一下情绪，松弛一下神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请示几次他也不回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原来他是想躲开我呀，既然不欢迎我，我也就不去了，何苦搞没趣儿。”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江青对主席发泄不满情绪。

江青怕牢骚话传到主席那里去，挨批评，又解释说：“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了多年，我是最了解主席的性格的，他这是爱护我，怕游泳累着我，况且主席年岁大了，他想安静一些。虽然我是主席的妻子，可是这几年，想见主席一面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你们不理解吧，这才叫政治夫妻呐。”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的兄长名为李干卿，出生于1901年3月13日，与江青相隔十三载光阴，“文革”动荡时期，他在济南火车站担任职务。

1970年春日，李干卿携其幼子抵达北京，寻求江青的接见。中央办公厅遂将父子二人安置于中直招待所，以便他们安顿。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的，我将即刻通知中直招待所，安排他们返回原籍。”话音刚落，我便转身离去。

“请停下脚步，话还不能这样讲。”江青指示，“他不是有个孩子吗？请汪东兴安排人从主席的礼品库中挑选一台最普通的相机赠予孩子，并附上半斤茶叶给他的父亲，以供品茗。告知他们我目前工作繁重，无法抽身会面，让他们速速离去。他们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求些东西吗？实在是太过分了，一旦他们看到我赠送的物品，自然会知难而退。”

翌日清晨，江青沉睡之际，我悄然携带她所赠的“礼品”，抵达中直招待所，恰逢李干卿及其子正在那里。李干卿身材丰腴，体格强健，其子年约十五六岁，精神焕发。自我介绍后，我向他们解释了江青无法会面的缘由，并敦促他们尽快返回山东，同时将江青所赠的“礼物”转交于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个孩子，面对照相机的新奇感油然而生，便全神贯注地摆弄着，乐此不疲。

在听闻我传达江青的言语之后，江青的兄长潸然泪下，他双手托住面颊，久久沉默，未曾开口。

在我即将离去之际，他急忙起身，紧握着我的双手，带着一丝哀恳的声音说道：“我已年至耄耋，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踏入北京了，今后怕是再无机会与江青相见。能否请你代为转达，恳请她能允许我们父子见面一次？在此，我拜托你了。”

我语气中带着同情道：“好的，我将会再次向她提出请求。若能安排与你们会面固然是好，若不能，那我也无力改变。待我向她汇报完毕，她若有任何指示要传达给你们，我将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达给你们。”

李干卿连声道谢。

返抵钓鱼台时，夜幕已深至11时。刚躺下不久，便欲陷入梦乡，江青却突然响起铃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又是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向我阐述道：“当前阶级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且激烈，他们若在北京久留，对我而言实属不利，恐会对我造成影响。我无力为他们购置返程火车票，只得让他们自行购票回家。若他们能自行前来，便也应当能自行离去。”

1953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铁道部公安局曾对在济南铁路局任职的李干卿展开调查，但因他是江青的兄长，调查并未继续深入。1959年，江青计划将李干卿接到中南海，于是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要求山东省公安厅严肃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李干卿曾担任军阀张宗昌部队的“师爷”，即文书，并在日伪及国民党时期担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宪兵队的压力下，李干卿曾向江青发出策反信。1945年，他更曾入室盗窃王虎牌手枪。1948年至1951年间，他涉嫌盗窃面粉，贪污大米、鸡蛋，以及数百万元人民币（约合现今数百元）。李干卿的劣迹斑斑，在“三反”运动期间曾受到处罚。

“我哥哥李干卿在旧社会为了生计曾短暂担任警察，他们竟然对他，对我，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敬！”随后，陈伯达和江青从北京派出了三人小组前往济南，将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其中，陈国锋因身患癌症得以幸免，其余五人则被专机押送至北京，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直到1977年，这起冤案才得以平反。

我困惑不解，那个向来为哥哥江青鸣不平、大声疾呼的人，怎的瞬间换了一副脸色，面对李干卿的到访竟显得如此冷漠，毫无反应。

遵照江青的指示，我拨通了招待所领导同志的电话，积极动员他们父子返回。在接到第二份要求他们离京的指令后，江青的哥哥不禁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然而，他依然坚守在北京，耐心等待着江青的接见。

两天后，江青让我拨打电话询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是否已离开北京。我拨通了电话，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告知，他尚未离开。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应道：“何须回避？即便国际上的战争罪犯也能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国民党的高层人士我也愿意与之会面，难道连你亲哥哥我也不能见吗？你难道要割舍亲情吗？我必须会见他。”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在与久未谋面的兄长会面之际，江青并未流露出丝毫的思恋之意，反而以一种训诫孩童的语气，言辞犀利地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责备。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尽管承受了妹妹的责备，却终究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位居高职的亲妹妹，心中喜悦难掩，并未提出任何非分之请。他激动地告诉江青：“我明白你事务繁忙，然而，我实在是无比思念你。这个孩子从未见过你这位亲姑姑，时常提起想要一睹尊容，今日终于如愿以偿，我们明日便告辞。”言罢，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颤抖着双手，从上衣口袋中掏出那块略显污渍的手绢，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江青还未等他擦拭完毕，便起身离去，竟未回头一顾。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