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极力推崇“六不怕”精神——这便是不畏被诬陷为机会主义者，不畏遭撤职的惩戒，不畏被开除党籍的风险，不畏面临妻子离异的艰难，不畏陷入牢狱的磨难，更不畏面对死刑的威胁。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尚保存着头颅，其他所谓“不怕”的经历都已亲身尝尽。在逆境的严峻考验中，我始终坚持不屈，勇于正视现实，勇于捍卫真理。

【崔按】我有幸结识了两位年逾百岁、德高望重的长者——王怀安与李锐。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受益匪浅。遗憾的是，怀安老先生已离世；幸而我与李老居住地相隔不远，得以时常前往李宅拜访，向他求教。

不久前，随着话题转向即将到来的四月，李老即将迈入百岁之龄，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光辉。他轻描淡写地对自己百年的人生旅程作了一番简要回顾。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禁鼓励他分享更多，将他这百年的心路历程与感悟细细道来。于是，我记录下了这篇文字：

最初的二十年，我专注于学业，沉浸在广袤的书籍海洋里；继而的二十年，我全情投入革命事业；第三个二十年，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我，我曾一度陷入人生低谷；第四个二十年，我重返职场，继续拓宽我的职业生涯；直至第五个二十年，我投身于深邃的思考与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

我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履职，并在中央组织部出任常务副部长，这两大要害部门的任职经历为我累积了宝贵的丰富经验。我有幸先后担任三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起初是高岗同志的政治秘书，继而转为陈云同志的政治秘书，最终，我荣幸地被委以重任，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兼职秘书。

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我不幸被错误地划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行列。由此，我遭受了职务和党籍的双重剥夺，更被流放到北大荒，承受了艰辛的劳役，几乎在饥饿的边缘徘徊。文革期间，我又被囚禁于秦城，度过了长达八年的铁窗生涯。经过平反昭雪，我终于得以重返工作岗位。自那以后，我投入工作的热情更加高涨，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岗位充满珍惜。

我为党组织贡献了两点。

起初，我全力以赴地撰写了《庐山会议实录》一作，书中详尽地记录并忠实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全貌。

继而，我致信邓小平同志，此举有效地阻断了邓力群同志被提名担任总书记的可能性。

我平生所创作的作品（日记除外），累积的字数已突破千万之数。至于他人对我著述的论述，累积的文字量亦已达到数百万字。

自卸任中组部领导一职后，我便开始着手编纂一部内容详尽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全书共分为十九卷。同时，我还为各县域撰写了专著，旨在澄清诸多历史迷雾。例如，在井冈山时期，为了彻底肃清“ΑΒ团”，竟导致了十万无辜生命的丧失；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所谓的“抢救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的人数竟高达一万五千人；而国民党方面却宣称他们未曾派遣任何特务进入延安（可参阅《唐纵日记》的相关记载）；在文革期间，秦城监狱关押了五百零二人，其中大多数是党的领导干部，三十余人蒙冤而亡，六十余人精神遭受重创。

二十年读书，革命追求。

1917年4月13日，我在这座古城北平降临人世，而我的根系则深深植根于湖南省的平江县。我的父亲，李积芳，自幼便对知识抱有不懈的追求。1905年，他响应官府的召唤，远渡重洋至日本，寻求更高层次的教育。在那段五年的留学生涯中，他亲身体验了日本国策的锋芒，深刻洞悉了其试图吞噬中国的险恶图谋，这激起了他汹涌澎湃的爱国之情。辛亥革命前夕，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祖国，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并在国会中担任了众议员的关键职位。

遗憾的是，在我稚嫩的童年，便不幸遭遇了父亲的离世。那时的我年仅五岁，身边还有两位姐姐相伴。我的母亲，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思想开阔，她时常向我们娓娓道来父亲的生平故事，教导我们如何勤学苦读，如何立身处世。她特别强调，不可随波逐流，品德的重要性远胜一切。这些言传身教如同春雨润物，悄然无声地塑造了我的思想观念。

母亲再次将我送入当时声名鹊起的新兴学府——楚怡小学与岳云中学——继续我的学业。这两所学校都极为重视品德教育，校规严谨，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举止。此外，学校还特别增设了劳动课程，如种植蔬菜等活动，旨在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此同时，学校积极推广体育活动，成立了众多运动队，我也荣幸地成为了校队的一员。

自少年时代起，我对写作便产生了深深的兴趣，热衷于投身于墙报的绘制与创作。我曾创作了一部名为《走》的小说，这部作品细腻地刻画了人力车夫的平凡生活，而在故事的终章，主人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投身红军的行列。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在青少年时期的思想轨迹。总的来说，父母的教诲、家庭的滋养以及学校的培养，对我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步出中学的校园，我如愿以偿地跨进了武汉大学的门槛。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鲁迅先生的文墨深深触动了我，激荡着我的心智，使得我愈发变得热血沸腾。必须坦白，在大学的前两三年里，我并未将全部心力倾注于学业之上，反而对投身于各类革命活动中情有独钟。在那个时代，我有幸成为学生领袖的行列之一，全力投入了“一二·九运动”的浪潮中，并肩负起“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务干事的使命。我发起并创办了《救中国》杂志，亲自执笔撰写了发刊词，其题目定为“团结、抗争、救中国”。

在1936年上半年，我们接到了一份来自大洋彼岸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抗日“八一宣言”，并潜心研读了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这两部作品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寻找共产党的坚定信念。鉴于当时武汉尚无党的组织，我们便聚拢了八位志趣相投的同志，于1937年2月正式组建了一个自发的党组织，并将其命名为“武汉临时支部”。

不久，怀揣着自发临时支部成员的入党申请书，我踏上了前往北平的征途，顺利地找到了党的组织机构。随后，自发临时支部的全体成员纷纷正式加入了党组织。因此，我的党龄便追溯至1937年2月。

二十年后投身革命，成职业革命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震惊全国，我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携手同行，先抵天津，后转烟台、济南，直至武汉、徐州、长沙等地，积极参与“青年救国团”等救国运动。次年8月，我有幸被邀请至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与《新华日报》的记者范元甄喜结连理。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作出决定，将我们调离后方，派往延安。会议结束后，我与范元甄及胡乔木一同乘坐卡车抵达延安，并在那里度过了长达六年的工作与生活岁月。

踏上延安的土地，我初涉中央青年委员会的大家庭。不久，我又被委以重任，调至《解放日报》担任编辑一职。在报社的第三版，即专门报道国内新闻的版面，我主要负责撰写专栏文章。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的处女作是一篇题为《为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发声》的评论文章。

1943年春初，正当“抢救运动”的狂潮席卷而至之际，我不幸被误疑为“特务”，随即被拘禁于保安处，从而开启了长达两年的牢狱生涯。在保安处，审讯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刑罚，迫使人们屈从于招供的压力，不乏有人因长时间被锁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而身心俱疲。在我所经历的审讯中，我始终坚守真实，未曾透露半分，导致审讯官一时怒火中烧，竟然对我动用了暴力，对我施以耳光。尽管对我所施的刑罚并非极端残酷，但主要是罚站和长时间坐在矮凳上，这使我双腿因长时间压迫而严重肿胀。

在审问过程中，全副武装的警卫轮番值守，时刻保持警惕，枪口紧握，不容我有丝毫的挪动，哪怕是眨眼的自由亦被残酷剥夺。这样的非人折磨，整整持续了五天五夜。与我同室而居的陈新，在我历经五日五夜的审讯归来，再次踏入监舍的那一刻，他向我倾诉道：“他承受的刑罚——被束缚于十字架上，遭受鞭挞，还要忍受老虎凳的残酷折磨，脚踝上更是挂上了沉重的脚镣——这些痛苦，远胜于我所经历的。”

解除保安的羁绊后，我再次回到了《新华日报》的岗位。在《解放日报》的三年任职期间，我共在该报发表文章及撰写社论约40篇。步入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为我出版了《窑洞杂述》一书，全书约22万字，集结了我延安时期文字工作的精华。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八年的抗战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胜利。同年的10月，我及范元甄一同随先行赴冀热辽的同志们，从延安启程北上。我们途径张家口，抵达承德后，在此地创办了《冀热辽日报》。到了1948年2月，我又随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前往东北，担任了他的政治秘书。

1948年十月，解放军成功攻克锦州，随即挥师东进，直指沈阳的解放。东北局迅速作出英明决策，派遣陈云同志率领四千余众前往接管沈阳。陈云同志特别邀请我一同前往，于是我又一次成为了他的政治秘书。接管沈阳之后，我跟随陈云同志的脚步，遍历鞍山、本溪、安东等地，直至吉林、长春。这次行程历时近一个月，其中最为难忘的，便是那气势恢宏的丰满水电站。

往昔岁月，我未能亲身目睹水电站的宏伟景象。在丰满之地，当时仅有两座发电机组，其发电功率大约在六至七万千瓦之间，那种震撼之情，至今仍鲜明如昨。鞍山与丰满的现代化工业景观，璀璨夺目，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触动，这段经历亦成为了我日后毅然投身水电事业的不竭动力。

在琉璃厂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涉及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经济领域。我将这些书籍悉数装箱，总计一箱，以备陈云在中央领导全国经济工作时参考之用。

长年怀揣投身实务的热忱，当我向陈云表达此愿时，尽管他多次表示不愿放我离去，力图挽留，最终还是应允了我的恳求。于是，在1949年5月，我随南下部队重回湖南，起初肩负起创办《新湖南报》的重任，担任社长一职，不久后又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长。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我辛勤耕耘了整整三年。直至1952年9月，我被调往燃料部水电总局，担任局长，后转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终于实现了我投身水电事业的夙愿。

在我担任水电管理职务期间，一件备受关注的事件便是围绕三峡工程所引发的广泛争议。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向毛泽东献策，力主为有效治理长江洪水，必须在三峡地区修建一座巨型水库，以储存长江之水。这一提议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林一山在《中国水利》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的长文，正式提出了通过建设三峡大坝来缓解长江洪水问题的方案。他规划的蓄水高度设定为235米，相较于现行的三峡大坝175米的高度，高出60米。

换言之，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整个重庆沦为泽国。文章一经问世，我们便迅速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我在《水力发电》杂志精心策划了一期以长江规划为题的专刊，集结了八篇论文，对三峡工程的相关议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随后，双方观点的辩论愈发激烈，这也引起了高层对这一争议的关注。起初，毛泽东是三峡工程开工的支持者。他在1956年以诗作《高峡出平湖》表达了对工程开工的肯定态度。

“时机恰到好处，何不邀请林一山和李锐两位一同与会，开展一场坦诚深入的交流。”中央办公厅随即发布指令，命令我和林一山立即动身前往南宁，在毛泽东面前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在南宁抵达后，我们迅速组织了一场关于三峡的座谈会。尽管会议室空间有限，但约有二十至三十位嘉宾聚集在此，他们围坐在一张长桌周围，进行着面对面的交流。我和林一山被安排在毛主席像对面的座位。毛主席关切地询问林一山：“林一山，你打算发言多长时间？”林一山回应说，他打算发言两小时。

毛同志再次询问谈话的时长，我回答道：“大约半小时。”林一山的口才确实卓越，他从汉元帝的事迹说起，对历代皇帝在防洪工程上的种种举措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言辞犹如泉涌，竟延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察觉到他的讲述似乎缺乏一个核心观点，且充斥着大量专业术语，恐怕在场的各位未必都能完全理解其深意。待到我发言时，我尽力使语言简练，用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我的见解。

我重申，仅以防洪为目标的这一规模庞大的水库建设实非上策，其核心目标实则在于水电站的构建。长江与黄河各有特色，长江更是一条蕴藏着无限潜能的河流。在国家的领导下，我们完全具备综合考量的能力，并能够运用多元化的策略来推进防洪工作。至于三峡工程在技术层面所遭遇的挑战，对于如此宏伟的项目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勘查工作。要精确确定电站大坝的选址，必须对河流进行细致的地质分段研究，这一选址过程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经过这番详尽的阐述，众人对其中的深意自有一番领悟。

毛泽东评价道：“甚佳，所言甚妙。美妙的辞藻固然可喜，但终究需付诸于笔端。诸君还需各自撰写一篇文章，篇幅不做限制，务必在三日内完成。”我们于是急忙动笔，再创佳作。稿件递上后，我发现彭真等人对我的文章画下了许多红杠，而在林一山的文章中，问号比比皆是。在随后的会议中，毛泽东对林一山的文章进行了点评，指出其师范背景导致文笔不够得体，因此对其观点予以全面否定。

“我们理应致力于培养出诸如李锐般卓越的杰出人才。”

“李锐同志，我由衷地感谢您。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同道的敬意，更是我们党际之间深厚友谊的生动写照。”

在那个岁月，毛泽东多次对我赞誉有加，我仿佛置身于云端，备受宠爱。然而，谁料想，仅仅数月之后，庐山会议风云突变，我瞬间从巅峰跌落，几乎陷入绝境，险些身陷囹圄。。

第三二十年，革命地。

1959年的酷暑盛夏，庐山会议的首次召开，为中共党史以及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深刻印记。在那次历史性的会议上，彭德怀及其同僚们蒙受不白之冤，被错误地冠以“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罪名，其中成员包括彭德怀本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由于我在会议期间与黄克诚及周小舟有所交流，我亦不幸被划入“追随者”之列。随之而来的是党籍的剥夺以及所有职务的撤销，我的生活从此陷入了无尽的困境。

踏上归途的步伐，我已远离庐山多时，历经了数月的揭露与批判的风波。最终，我被安排在北大荒850农场附近的兴华村，与一位孤居的老人共处一室。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粮食的短缺与生活的艰辛，曾多次将我推向饥饿的边缘。在那段北大荒的时光里，我深刻体会到：饥饿，无疑是世间最令人畏惧的景象。

1961年11月，得益于在京友人的鼎力相助，我成功逃离了北大荒，重返了北京。那时，范元甄向我提出了离婚的请求，我对此表示了理解与支持，并迅速完成了离婚手续。水电部党组曾就恢复我的党籍一事进行过一番讨论，但最终并未获得批准。这或许是因为，在我与范元甄离婚后，她撰写了两份揭发材料，其中涉及了我们之间的一些私密对话（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审阅了这些材料，直言其为“太过恶劣”，并下令予以销毁）。

因党籍恢复之问题悬而未决，我被迫被派遣至安徽大别山区的磨子潭水电站，担当起水库职工的文化教员一职，并需同时投身体力劳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教学活动不得已暂时搁置，我随即转向劳动改造的阵营。

1967年11月11日，我出乎意料地被安排乘坐一架专机，直赴北京。抵达机场后，我便即刻被送往秦城。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其导火索始于当年的夏秋之交，中央专案组指派相关人员对我进行了对毛泽东主席几位秘书的调查。我明确表示，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人皆无任何问题。在当时，主席的秘书中，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无疑是风险最高的人物。因此，我特意致信总理，恳请他将信件转交给相关部门。

“对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任何形式的亵渎都是不可容忍的。”因揭露陈伯达的罪行，我的处境愈发艰难，最终被囚禁于牢狱，度过了长达八年的漫漫长夜。

秦城监狱内，最残酷的莫过于那单人囚室。它狭小而密闭，四面墙壁仿佛无情的监牢，将生命的一切迹象隔绝在外，只剩下走廊中巡逻士兵的脚步声在空旷中回响，整日寂静无声。在这样的环境中，多数人终将陷入疯狂或心智的衰退。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废人，我在囚室中毫不懈怠地坚持着跑步和锻炼。

身陷囹圄，因匮乏纸笔，我便巧妙地以跌伤后所涂的龙胆紫药水作为墨汁，在马列经典著作的空白行间，悄然写下墨迹，累积创作了四百余首诗词。待至平反昭雪之时，我将这些诗作整理成册，并命名为《龙胆紫集》。此举或许可被誉为一项非凡的壮举。

1975年5月30日，我走出了那段束缚的岁月，随后被安排回到了磨子潭。直至“四人帮”的覆灭，世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1978年，胡耀邦同志接手了中组部的工作，组织部随后通知我前往合肥进行疗养。年终之际，我又接到中央的指令，于1979年1月4日从合肥重返北京。自那时起，我得以重返尘世，我的后半生终于沐浴在了温暖的阳光下。

昔日，毛泽东曾倡导“六不怕”的坚定信念——不畏被冠以机会主义的名号，不畏被剥夺职务，不畏被开除党籍，不畏妻子离异的打击，不畏陷入牢狱的磨难，不畏面对死刑的恐惧。至于我，除了生命得以延续，其余的“不怕”均已亲身体验。能侥幸活至今日，实属不易。在逆境中，我始终坚韧不拔，勇于实事求是，勇于坚守真理。

进入第四个职业生涯的二十年，我重新踏入职场，决心弥补那些逝去的宝贵时光。

1979年1月，我重返职场，肩负着重大职责，荣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兼副部长，同时兼任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的政治领导职务。此外，我还被任命为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副主任，并成为其党组成员。

那一年是1982年，我迎来了六十五岁的生日，本应是悠然享受晚年的岁数。然而，陈云同志对我的期望甚高，赋予我重任，派遣我前往中央组织部，着手创立青年干部局。于是，我踏入中组部的门庭，起初担任青年干部局局长，随后更被晋升为常务副部长。

本段的核心使命，即恪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原则，精挑细选第三梯队人才，共计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此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追溯至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选举出的中央领导层，其中多数成员均曾身处这1000人之列，至今仍有约600人肩负着重任，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当时选拔工作的卓越成果。

在我肩负的另一项使命中，我负责编纂了《中共组织史资料》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史料，并荣幸地担任了编纂领导小组的领导。这套资料在梳理历史脉络、解决历史疑难问题上发挥了显著作用，业绩显赫。

我有幸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继而又荣膺任命，成为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员。

在迈向第五个二十年的思索与探索之旅上，我们倾注心血，力求揭开更多未解之谜。

步入暮年，我对国家的发展依旧关切备至，对党的事业始终怀抱着满腔的忠诚与热情。我沉浸在研究与探索之中，致力于揭开历史的长河中的诸多谜团。有人将我称为“毛泽东研究专家”，这一称号我当之无愧。我一生撰写了五部关于评价毛泽东的专著，对毛泽东一生的功绩与失误进行了客观、公正且实事求是的叙述与评价，并对他在晚年犯下的错误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毛泽东，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晚年失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这些问题不容轻忽，我们亟需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和全面彻底的整治。我认为，这对于强化党的建设和推动国家发展，不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势在必行。

步入晚年，我深思熟虑的焦点逐渐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回溯至1980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核心精神在于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贡献与失误进行了重新评价。这一关键举措随即拉开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开启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往昔的症结在于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平衡。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必须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及时的改革，并付诸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实施。

前行之路，布满荆棘，挑战此起彼伏。目前，经济改革已触及深水区，而政治改革的滞后问题更显棘手。新矛盾层出不穷，不稳定因素日益加剧。面对这样的局面，有些人并未选择以深化改革开放的思路来主动化解矛盾，反倒是沉溺于过往，企图通过施加高压和全面剥夺个人自由来追求一种表面的稳定。

当前形势令我忧虑重重。回顾至我八十八岁那年，曾作一首自寿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心怀苍生忧国运，何时能盼宪政盛？”宪政与民主，理应成为我们持续追求的理想境界。

漫步于世间，每个人均应坚守良知，不负所热爱之事业之奋斗，亦需对历史担当，留下应有的记录与传承。

我对未来的同行者们抱以深切的期待，热切希望与各位并肩作战，共同历经风雨，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