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4日傍晚的黄昏，苏州河畔仍能嗅到硝烟残味，电台里却不断插播《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街边茶馆掌柜一面擦着柜台，一面感叹：“新政权真要来了。”就在这座刚刚脱去旧装的都市里，一桩关系到政协筹备、也关系到国家未来政治格局的大事正在秘密酝酿——中央决定派邓颖超亲赴上海，请宋庆龄赴北平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临行前，周恩来一句极不寻常的叮咛让身边工作人员记了好多年：“带上廖梦醒，这件事她在场，我就更放心。”

杭州路口的电车嘎吱而过，邓颖超与廖梦醒乘坐的吉普车在石库门间穿行。车内气氛不似出访，更像久别重聚的姐妹夜话。邓颖超掏出两封信，小心地收进贴身口袋，轻声嘀咕：“这两封是关键，千万不能出一点岔子。”廖梦醒点头，心里却翻涌出三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时她还只是十二岁的女孩，站在日本长崎的一间礼堂里看着宋庆龄披着象牙白的婚纱，与孙中山交换誓言。那条镶着细碎珍珠的项链，光线下像小河里的水波，一晃就嵌进了她的记忆深处。

1904年出生的廖梦醒，血脉里是革命的滚烫温度。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同孙中山并肩走过漫长风雨。也正因此，她与宋庆龄几乎是伴着枪声和邮差的脚步相识相知。廖梦醒喊宋庆龄“Aunty”，既透着西式亲昵，也暗暗显出家族的辈分礼数。她少年随父母游走东京、横滨，日语流利，常被推去当临时翻译；后来回到广州培坤女中，午饭常在孙府用餐，耳边是英语对话，眼前是年轻夫妇商讨天下大势的身影，这让她早早握住了世界视野与政治敏感这两把钥匙。

1927年大地骤变，国共分流，宋庆龄远赴莫斯科，廖梦醒则辗转日本、法国、香港。流亡与颠沛让书信成了她们最稳定的线索。纸张一到手，两人便改用习惯的英语，一横写“Aunty”，一竖落“Cynthia”，再多凄风苦雨，也被那熟悉的称呼冲淡几分。

1931年，她违背母亲的反对，执意嫁给李少石。宋庆龄递上那条旧日婚礼所戴的珍珠项链，算是默许，更是祝福。鲜有人知道，那一年她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要求对外严守口风，甚至对宋庆龄也暂时隐瞒。自此，她在朋友眼里仍是廖家大小姐，而在党内文件里已经拥有全新的代号。

转入三十年代后期，香港成了抗日与国际舆论的交汇点。八路军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周恩来住所，这些坐标在九龙街巷里彼此呼应。廖梦醒穿旗袍、挎皮包，白天出入银行取华侨捐款，夜里戴上宽檐帽送物资名单进山城。孔祥熙每次看到她，嘴角总是僵硬地抽动，钱还得给，又不知该如何阻拦。有人夸她行事果敢，她笑说：“我不过是换了装的搬运工。”一句轻描淡写，却让周恩来心中踏实——保盟运到延安的药品、现金，大半由她亲手交接，没有一次失误。

1945年重庆阴雨连绵。李少石意外遇难，她在吊唁厅一夜之间白了几缕头发。可是火车汽笛一响，党内通知她护送宋庆龄返沪，廖梦醒立刻收拾细软，托人把李少石的遗物寄放友人处，自己又投入新的奔波。多年以后她回忆那段日子，只剩一句：“顾不上哭。”这种把私人悲痛折叠放置的能力，使她成了周恩来口里“稳得住”的人。

解放战争进入1949年春天，整座大陆节节翻红。中共中央考虑政协席位时，一致认定宋庆龄的政治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缺一不可。可让与孙中山同风雨、对北平情感复杂的宋庆龄迈出那一步，并非写封公函那么简单。选派邓颖超，既有女性身份的细腻，也有“共过艰险”的情分；带上廖梦醒，则是在漫长革命历程中验证过的信赖。

25日下午，静安寺路口仍在戒严，双重岗哨查完证件后才允许吉普驶入莫利哄路的宋庆龄公馆。廖梦醒先下车，灰布军装配旧皮箱，宋庆龄隔着雕花玻璃没认出。直到听见那声带点鼻音的“Aunty！”，宋庆龄才冲出门廊，把廖梦醒的双肩捧住细看。随后一段低声对答落在蒙尘的地砖上——

“你这几年可好？” “为日子奔波，为信念忙碌，都还行。”

就这么一句，两人都红了眼。对话不过十来字，却像把所有忧喜揉碎，藏到心口。

稍晚，邓颖超进门。她从手提包里取出周恩来信纸，墨色未褪。信中不仅简述政协议程，更铺陈新中国筹建各项设想，对宋庆龄的历史地位给出极高评价。另一封毛泽东亲笔信更直接，只百余字，“先生遗愿，今日可期，共襄大业，惟盼先生夫人惠然来京”。宋庆龄握着信纸沉默许久，抬头望向廖梦醒，好像又回到那段把情报缝在衣领里送往延安的岁月。半分钟后，她吐出一句力透山河的回答：“既为家国，何惜此行！”

9月1日清晨，西直门火车站的站台上人头攒动。宋庆龄身着素蓝长旗袍，外罩灰呢大衣，在邓颖超陪同下步出车厢。周恩来迎上前，微微鞠身。“先生若在，必与我们同立此地。”一句敬辞，换来宋庆龄轻轻点头。三天后，政协会议隆重开幕，第一排席位上，宋庆龄与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并肩而坐。各界代表注视着这位既代表孙中山遗志、又与共产党心心相印的女士，会场气氛因此更显庄重。

建国初期，廖梦醒被任命为全国妇联国际司副司长。她辞谢了许多宴请，把时间抛给了外事翻译、电台广播、接待外宾。短笺往北京后海的宋庆龄住所飞去，又飞回上海镇宁路。两位老太太最爱斗嘴谁写字更潦草，也互比谁的血压更难控制。信里夹着几块外国产的维生素糖，宋庆龄笑称那是“战友情味的补药”。在粮票紧缺的1961年，宋庆龄把外国友人赠送的肉罐头全推给廖梦醒；廖梦醒则托在广州的亲戚寄来自家腌橄榄，说能开胃。细枝末节，藏着长情。

进入七十年代，病痛在两位老人身上轮番登场。医生反复叮嘱要静心休息，她们却依旧批阅文件、编译材料，偶尔相约颐和园散步，从石舫一路聊到昆明湖岸。每一封信的抬头永远写“最亲爱的辛西娅”或“爱你的姑姑”，笔画有力却不失温柔。有人统计，1970年至1981年，宋庆龄写给廖梦醒的信就超过一百六十封；若再往前追溯，自1927年算起，两人通信数量恐怕已难以清点。

1981年5月，一纸加急电报传到安徽疗养院：宋庆龄病危。那天夜里，廖梦醒拄着拐杖，一路换乘车船赶京。可当她抵达协和医院，病房空落，她那位“Aunty”已永眠。守灵期间，廖梦醒站在灵柩旁，不让人搀扶，手杖却在木地板上磕出轻微声响。送别仪式结束，她在《人民日报》撰文《我所知道的宋庆龄》，字里句间没有豪言壮语，只写：“她是把爱与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

1982年，宋庆龄基金会成立，廖梦醒应邀担任理事。那年她已满七十八岁，声音沙哑，但仍坚持参加每次会议。工作人员扶她上台，她把事先准备好的报告念得清晰，末了又用英语补充几句宋庆龄的遗愿。会场静得能听见钢笔划过纸面。很多年轻人说，第一次真切理解“薪火相传”这四个字，就是在那场会议上。

1988年7月，廖梦醒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四岁。整理遗物时，亲属在铁皮箱底发现一条珍珠项链，颜色已旧，却仍温润。那是宋庆龄当年婚礼所戴，也是给廖梦醒婚礼的礼物，再后来，被她视作情谊的见证。有人好奇，她为何没把项链交给博物馆？家人解释：“母亲说，不到最后一刻不离身，因为那是她与姑姑共有的记忆。”原来真正珍贵的，不是珠串的价值，而是它把时光穿成了线，串起不同政党、不同战线，却同心同德的两个名字——宋庆龄与廖梦醒。

补笔：上海雨巷里的“红色接力”

沪上解放初期，地下党留下的大量安全屋面临新使命：昔日躲避追捕的狭窄阁楼，此刻要转型为接待国际友人、存放美援医械的临时枢纽。档案显示，1949年7月至1950年3月，仅法租界一隅就有二十三处旧交通点被改为“外事工作站”。负责对接的骨干多是从隐蔽战线走出的老同志，他们熟悉暗号、熟悉外侨礼仪，更熟悉上海弄堂的门道。

当时，廖梦醒虽已回到北京，但她在上海留下的联络网依然活跃。钱谷融回忆，有位代号“杏花”的中年妇女，会把最新的国际舆论剪报放进旧电话号码簿，再由一名少年骑车送去福开森路某幢三层小楼。少年并不知道目标是谁，只知对方常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Thank you”。多年后翻档才悟出，那栋小楼正是宋庆龄的备用办公室。也就是说，战争结束了，信息接力仍未停歇，只是把枪声换成了纸张，把急促脚步换成了翻译机声。

有意思的是，这些“外事工作站”后来成为多国记者记录新政权民生的出发点。1950年初，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员霍尔就在愚园路一个不起眼的小天井里访谈到几位纺织女工，报道照片经纽约再版，引起西方舆论对工业恢复速度的惊叹。那座天井原本是保盟秘密仓库，用来囤放医药箱。战火停息后，它变成女工夜校的教室。空间没变，功能却完成了一次平稳转场，这恰恰是那一代“红色交通员”的擅长：让危险撤退，让建设即刻登场。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宋庆龄在国际舞台上“借光”，没有廖梦醒在弄堂里“传火”，1949年的上海或许仍能迎来解放，但在世界舆论的悬镜中，就少了一抹从容不迫的光泽。她们的故事告诉后人，革命并不只发生在枪口与战壕，亦发生在邮差脚步、茶楼窄桌，甚至发生在那条珍珠项链默默闪光的间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