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14日，正在办公的宋子文忽然收到一封特殊的信件，这封信件被火漆密封着，包裹得严严实实。宋子文一见到这封信，转身将办公室的门关上，小心翼翼地将信封拆开。

原来这是毛泽东寄过来的一封密信，当时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因此宋子文在接到这封迷信的时候，心中也是十分忐忑。

信封中只有一张纸，纸上是毛泽东亲手写下的200多字。宋子文在认真研读完这封信之后，松了一口气，并转手就将这封信交给了蒋介石。谁知道蒋介石在看完信之后，竟开怀大笑起来。那么国共两党关系这么紧张，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宋子文写信？毛泽东究竟在信中写了什么，为何蒋介石看完之后会大笑起来呢？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大举进犯，对中华民族的群众们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和损失。

日军发动事变的时候，蒋介石还在前往江西南昌的船上，一直到次日才知道这件事。面对日军的如此挑衅，蒋介石最终决定采取“不抵抗”的措施，并且严令将士们以围剿共产党为重任。

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医院的时候，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表示，自己早就对将士们下令，面对日军的挑衅，不得反抗。所以华北的将士们早就将兵器全部收在库房中了。

蒋介石不抵抗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如果自己此时和日军硬拼，随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这样就给共产党“可趁之机”。他要做的就是保存实力，延迟反抗日军侵略的时间，借机消灭共产党。

因此蒋介石将希望全部都寄托在国联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都先后发表了讲话和声明，要求群众们都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和日军起冲突，站在“正义”的一方等待着国际的审判。

一个月之后，国联的通知才姗姗来迟，要求日军撤退。但蒋介石没有预料到的是，日军比他还要无赖，不仅无视国联下达的指示，还迅速向黑龙江发起进攻。

南京政府此时意识到，国联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组织，没有办法对日军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面对日军侵占中华民族的野心，南京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要求各部队严防死守，正当防卫，不可以放弃任何一寸领土。

蒋介石还没能完成自己的计划，日军就一鼓作气，迅速占领了几乎大半个中国。沈阳和东三省先后失守，还没等蒋介石反应过来，日军又迅速调整兵力向华北方向进发。

面对日军毫无人道的欺压，国民党政府一再坚持的“不抵抗”措施，彻底激怒了民众。1935年12月9日的时候，北平不少学生以及高级知识分子都自发的组织游行，扛起抗日救国的旗帜。

游行过程中，群众们高喊“各党派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令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对日策略，安抚民众情绪。尤其是在亲日派的汪精卫遭到爱国分子刺杀，险些丧命之后，蒋介石意识到和共产党合作已经是势在必行了，为此，他特意找到宋子文。

宋子文是宋美龄的哥哥，两个人有着很深的关系，早在1933年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有足够的资金攻打红军，就曾向他借款。但当时宋子文并不认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坚持要求蒋介石对日军采取强硬的态度和措施，以保护祖国的领土和群众。因为两个人意见不合，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一度出现了重大裂痕。

如今蒋介石为国内的形势所迫，主动会见宋子文，让他想办法打探一下毛主席的口风。宋子文一直主张抗日，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事情自然是十分赞成的。

1936年1月，宋子文带着一封被火漆封起来的密信，亲自跑到上海，找到自己的二姐宋庆龄，请她出面，从中斡旋和共产党搭上线。

宋庆龄从来没有想过，蒋介石会主动提出来国共合作，因此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意外。已经忧心许久的宋庆龄此时显得很高兴，她笑着对宋子文说：“我看你有个同学，或许可以担此重任。”

“哪个同学？”宋子文没有明白宋庆龄话中的意思，不解地问道。

“董健吾牧师。”

宋子文当即反应过来，董健吾出生在一个基督世家，他从小就成为了基督教的教徒。从学校中毕业之后，他就留在了上海的一个教堂中担任牧师。但实际上，董健吾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早在1928年的时候，董健吾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以基督教“互济会”的名义创建了一所学校，收留中共烈士的后代。他从事地下工作多年，将蒋介石的信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应该不难。

在和宋子文商议过后，宋庆龄当即拿着密信找到了董健吾，她将信交到董健吾手中，并叮嘱道：“先生此行，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非同小可！事情如果办成，受益匪浅！”同时，宋庆龄又交给他一份财政部的委任状，上面有南京财政部部长的委任。有了这张委任状，董健吾就能在陕北苏区畅行无阻了。

临行前，宋庆龄再三叮嘱一定要亲自将这封密信交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中。董健吾也坚定地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势必完成这个重要的使命！

为了不让密信被人发现，董健吾将信缝在自己贴身的衣服里面就上路了。凭借手中的委任状，这一路上无人敢阻拦，董健吾一路顺利地来到了西安。他唯恐密信出什么闪失，不敢投诉在酒店，便住在大学同学钟可托家中，以寻求可以北上的时机。

当时整个陕北苏区都在国民党的严密监控中，要想进去就要冲破重重的封锁。但那时正值冬季，外面严寒交加，连可以通过的交通工具都没有，可谓是困难重重。

天无绝人之路，巧的是钟可托和张学良有来往，张学良曾经多次向其透露出愿意和共产党联手抗敌的想法。董健吾决定从张学良身上找到突破口。

董健吾当即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面见了张学良。一见到张学良，他就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此行前来不为别的事，主要是想向将军借个飞机去见毛主席。”

张学良一听，大惊道：“你怎么敢如此大胆，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可知道这样是要被枪毙的？”

董健吾预料到了这个情况，他早就想好了要怎么规劝张学良，董健吾凭借自己作为牧师的口才，从天下大义说到民间疾苦，又从国内说到国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终于打动了张学良。尤其是当张学良得知一向主张“剿共”的蒋介石也萌生出抗日的念头时，更是高兴不已，他当即向董健吾表示道：“只要能够抗日，我一定帮你做到。”

2月21日，在张学良的安排下，董健吾乘坐专机到达了陕北苏区。张学良还专门交给董健吾一封信，向毛泽东表达对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美好愿景。

下了飞机之后，在专人护送下，董健吾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中，艰难跋涉了6天，才终于到达了达瓦窑堡，将密信的内容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

在抗日救国方面，中共中央方面一直都是十分积极的。早在1935年8月的时候，中共就为呼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救国发表了声明。

毛泽东等人在受到蒋介石的密信之后，也是感到十分吃惊的。但中共方面很快就做出了回应，表示愿意和国民党合作，共同御敌。随后，中共工作人员在前往南京探路的时候，提出了五点要求：

一、开展抗日群众运动；

二、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三、释放一切政治犯；

四、改善群众生活；

五、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亲手写下一封书信，派人送到宋子文手中，信中不过200余字，他先是用“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点出抗日救国的紧迫性，再用“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在结语中，毛主席更是十分谦恭地写道：“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从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表述了共产党愿意摒弃前嫌，和国民党联手，一同抗日的愿景。

正在办公室中办公的宋子文收到这封书信十分震惊，他在仔细研读过书信之后，当即将这封信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拿到信第一时间也是惊讶不已，当他读完这封信之后竟然开怀大笑起来，他没想到毛泽东竟然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心中十分高兴。他当即就命令一直从中联系的陈立夫，与共产党展开谈判，双方就此签订了“抗日救国协议”。

然而签订协议不久之后，蒋介石就反悔了。因为他之前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共产党的怒批，此时大部分群众心都倒到了共产党的一边。许多爱国人士都积极捐款，筹备武器和粮食，支援红军的抗日和反蒋行动。

蒋介石的很多部下，都积极和共产党展开合作。在全国各地民众高昂的抗日情绪推动下，不少人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抗日的浪潮。此前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过联系的张学良也主动请缨，要求上前线抗日。

蒋介石见民众们的情绪如此高涨，唯恐有一日共产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再次下令，要求以“剿共”为首要任务。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如今国土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家国危难之际，蒋介石竟然还在想着内斗，这不是明摆着要把祖国的国土拱手让给日本人吗？

不少人都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联合共产党一直对外。但蒋介石死活不听。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一直不同意自己赶赴抗日前线，心中十分愤懑，在蒋介石过寿的时候，张学良苦苦哀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谁知道竟当场遭到蒋介石斥责。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张学良一直都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劝谏，但蒋介石一直“执迷不悟”，对于他的劝谏视若无睹，并且极其痛心疾首地说道：“汉卿糊涂啊！”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曾和蒋介石有过一段长达3小时的辩论，张学良一再对蒋介石表示这是国仇家恨，必须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蒋介石却强硬地说道：“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你就是现在拿枪把我打死，我也要围剿共产党！”

张学良见劝不动蒋介石，便回去找到杨虎城，在经过商议之后，决定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就向全国发出“救国八项主张”的通告，蒋介石也被张学良扣押了起来。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西安事变”。宋子文怎么也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在和宋美龄联系上之后，一行人等急匆匆地赶去了西安，和张学良等人展开谈判。

宋子文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极力劝解蒋介石接受西安方面的条件，一边和周恩来保证蒋介石绝对不会食言。

双方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以及社会各界的动员，这件事才得以和平解决，可以说，宋子文在这件事情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后国共两党的合作。

从1937年1月开始，国民党就一直在着手准备国共两党合作的事情，被西安事变打断的国共谈判也由秘密进行逐渐转为公开，举国上下都对这次谈判格外关注。

1937年9月22日，旷日持久的国共谈判终于结束，国民党将中共中央移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在报纸上。次日，蒋介石也站出来发表谈话，表示“共同御敌，一直对外”的必要性，并且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正式达成第二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