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徐景贤凭借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要职，一度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文革的狂澜亦随之退去，徐景贤亦未能逃脱法网，最终被逮捕并监禁于高墙深院之中。

十年风云变幻，徐景贤经历了不为人知的曲折。出狱之后，他如何融入并拥抱新的生活？在徐景贤离世之时，他的至交好友、王洪文的秘书萧木，以《你走了，轻盈如云》为题，深情地追忆了徐景贤波澜壮阔的晚年生活。全文如下。

一

门外，人群三三两两地陆续而至，那不过二十平方米的告别厅内，已变得拥挤不堪，一片黑压压的景象。哀乐在空气中低沉地、缓慢地扩散开来。我随众流涌动，紧随人群的脚步，踏着沉重而宁静的步伐，缓缓前行，直至走到那被玻璃器具所环绕的你——我的“同年大哥”。

你在这74载岁月的尘世中轻挥衣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身旁既无媒体的蜂拥追逐，亦无豪华灵堂的繁花点缀。你的离世，犹如一片随风飘散的洁白云彩。你的一生，简朴无华，未曾打算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甚至未曾留下片言只语，你的遗体更是慷慨地捐献给了社会。

当时，我对您捐赠遗体的决定表示疑惑，您却微笑着从容回答：“萧木啊，若我先你离世，我留给你的最后一幕，便不再属于我私人所有。它将属于国家，成为医学研究的珍贵资料。你好好思考一下，这不正是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吗？”

徐老先生，此刻凝视您所提到的“样本”，我的眼眶不禁湿润。我深知，这是您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在遗体捐赠表格中，捐献者需在“是”与“否”之间作出抉择。“是否保留遗体部分？”您选择了“否”；“是否保留骨灰？”您亦选择了“否”；“遗体捐赠是否保密？”您同样选择了“否”。直至最后一问：“是否保留遗发以作纪念？”您稍作犹豫，最终决定“是”。

迈入五十岁，我的面容已显沧桑，鬓发也如霜雪般白；而你依旧黑发如瀑，让我十分羡慕。你笑着说，这或许得益于遗传基因的神奇？我的父亲直到七十岁，鬓边才渐渐出现了几缕银丝。实际上，头发颜色的变化并不完全与年龄挂钩。

我豁然开朗。就在你划下那最后一笔的瞬间，心中必定充满了对那位你始终深情缅怀的父亲——已故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无限思念；你也不禁想起，自己尚有两个女儿和两个生机勃勃的外孙，你衷心希望他们能亲眼见证，曾经有过一位，即便岁月无情，依旧黑发飘逸的父亲和祖父。

然而，在记忆中，老徐您的初次形象似乎比今日更显年轻，那时的发色也格外乌黑且光泽照人。您那时的发型是颇为流行的“一边倒”，发丝从额头垂落，几乎触及眉际，乌黑亮泽，令人印象深刻。

二

我与旧友徐景贤的首次相逢，理应回溯至1961年春末夏初之际。

“萧木同志，您就是这位吗？抱歉让您久等了。”……

我简要陈述了来意，对方立刻表示同意。尽管电梯口的狭小空间内，连一杯白开水都难以寻觅，我们却围绕共同的文学兴趣，展开了一场如同春日暖风般温馨而深入的对话。他那儒雅的气质、敏锐的洞察力和温文尔雅的言谈，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第二天午间，他已将评论稿撰写完成，并亲自将其送至康平路141号的党刊编辑部。他骑自行车的背影，挥手离去的瞬间，那幅画面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时，我们尚且不过二十余岁。在结识的那群上海年轻作家中，老徐无疑是文人气息最为浓厚的一位，他不仅擅长洞察政治，而且满怀革命的热忱；然而，他的热情深藏不露，并非那种张扬外露、锋芒毕露的个性，只有与之深交，方能体会他真实的性情。

他生于书香门第，自幼便与革命理念结下不解之缘，成年后更是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这样的经历使他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风云中，能应对自如，游刃有余。反观我，性格内敛，稚气未脱，交际能力也欠佳，因此对老徐的成熟稳重心怀敬佩，尤其是他那从容不迫的风度，让我羡慕不已。即便后来知晓我们实际上是同龄人，我依旧将他视为“同年大哥”。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都力求温文尔雅，不事张扬，不夸夸其谈，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彼此特别投缘。老徐总是如同兄长般关怀着我，这份情谊宛如陈年老酒，越久越香。

大约在1962年的夏末秋初，我的小说《探索》在《上海文学》杂志上与读者见面。起初，这部作品收获了众多赞誉。但不久后，我得知在作家协会举办的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的批判。有人指责我在作品中负面描绘了大跃进，甚至有人提议公开发布批判的会议纪要。我本意是想要歌颂大跃进，视其为一次伟大的“探索”，并认为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然而，我的作品却意外地被指责为“抹黑”，这让我既感委屈，又无比紧张，以至于在接到作家协会开会通知时，我都心生畏惧，不敢轻易前往。

数月之后，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再度邂逅了一篇对《探索》的详尽评论。文中虽亦有所指摘，但总体上，特别是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它对《探索》给予了由衷的赞誉与坚定的肯定，这让我倍感振奋。而这篇评论的作者，便是徐景贤。

随着中苏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议在内部逐步扩散，我迫切地想要把握这一形势的发展，于是如饥似渴地投入到之前并不感兴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中，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与此同时，听闻老徐加入了由石西民主持的写作班，该班位于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内，他选择了“退居一隅，独立成章”，着手撰写“反修”文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联系变得相对稀少，但每期我都必读《内刊》（即《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文章，尤其是那些署名“丁学雷”的作品，因为这些文章我深知大多出自老徐之手，或是经他精心润色的。

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公布及文化大革命的揭幕，老徐迅速跻身市委文革小组的行列，继而成为曹荻秋市长撰写文革检讨的幕后笔杆。随后，以老徐为首的写作队伍，于1966年12月18日文化广场大会上，慷慨激昂地高呼出“革命彰显北京近，造反更显主席亲”的铿锵口号。众多文人墨客亦纷纷投入这场造反的洪流，他们组建了一个组织。尽管该组织尚“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明确称其为司令部，却以羞涩之名，称之为“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段岁月里，我怀着无比的勇气与满腔的热忱，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文革的洪流，立志进行一场彻底的“脱胎换骨”式的自我革新。然而，随着编辑部主任与副主任相继遭受批判，我，这位编委，便成了所谓的“候补当权派”。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身为当权派，常常意味着要时刻承受压力，应对挑战。这使我不知不觉间，成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

那晚，我置身于余庆路机关食堂，目睹了一场对当权派的批斗可能演变成一场暴力冲突，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恐慌，改造自我的信念开始动摇。在混乱中，我选择逃离现场。当时我心中并无明确的去处，整夜在街头游荡，最终糊里糊涂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为密集的静安公园。那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气氛热烈非凡。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萌生了创作一部能够正面展现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念头。我蜷缩在墙角的枯叶堆中，默默构思着小说的架构，那股如痴如醉的创作热情让我忘却了饥饿与寒冷。

不过，这种困境似乎仅仅持续了短短两三天。我逐渐意识到，这种境况难以持久，而天空似乎又要飘起雪花。恰逢其时，我在公园门口偶遇了一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党刊造反派的领导者。于是，我恳切地请求他帮我寻找老徐，并告知他我有意向他那里寻求庇护。

“萧木啊，你为何直到现在才觉醒并反抗？我一直在这里等待着你的到来！但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能挺身而出，反抗便已成功！”

“请在此处安心静候，我必确保你的安全无虞。无论是饮食还是休闲，一切所需皆可满足，书籍亦是不缺！”——眼前这位老徐，瞬间唤起了我心中那位昔日的“同年大哥”的鲜活形象。

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即将将1966年送入历史的长河，上海城内陷入了一片混乱。老徐往来穿梭，步履匆匆，日夜兼程，而我在一间小室中独处，悠然自得地翻阅着书籍与报纸（数年后，有人告诉我，曾有一批党刊人士试图登门寻我，幸亏老徐出手相救，当时我对此浑然不觉）。我既因自己未能与时俱进而深感愧疚与忧虑，又因老徐能引领革命的新潮流而心生敬意与喜悦。然而，有时对于这位昔日温文尔雅的老友，如此迅速地转变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心中不免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怀疑成真了。

老徐之所以投身于造反运动，实则是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电话指令。因此，他屡遭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以“奉命造反”的嘲讽。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的《造反声明》，该声明不仅在上海，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成稿过程同样颇为坎坷。几位写作班的才子认为他初稿的“造反精神”尚显不足，纷纷提出批评。经过多次修订，方才得以定稿。

我无意为已故的老徐辩护，只是希望陈述一段真实的历史。在那个年代，缺乏所谓的“造反精神”被视为一种耻辱。而那些围绕在老徐身边的秀才们对他的“炮轰”，实则源于一片赤诚之心。用那时的说法，便是出于“帮助战友”的善意。

1968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精心组建的写作团队中（前排从右至左依次排列，首位成员），萧木担任了重要角色。

“你只需专注于搜集那些传单与小型报纸，这对你未来的小说创作可能大有助益。”

喜悦之情溢满了我的言语，于是我便决然地将我的铺盖也一同搬了过来。在白日里，我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搜集资料；到了夜晚，我便整理并记录下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那三大柜子的传单和小报就已经堆得满满当当。随着市革会和新的市委的相继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先后加入了市革会的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的上海组稿组以及市委的写作组。写作，一直都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业。在丰富的书籍资源的支持下，尽管工作常常连轴转，但我的内心却从未有过如此充实与快乐。而在此之后的老徐，尽管在许多群众集会上仍能看到他充满激情的演讲，看到他挥手之间，台上台下的众志成城，但在我心中，他却似乎并未真正地感到快乐。

三

自1968年岁末起，我的办公与居所皆位于康办大院西侧那栋楼的三层之上。在大院住宅区的草坪尽头，停泊着几辆特制的经典黑色轿车，这些车辆专供市委、市革会的领导们使用，其中包括了马天水、徐景贤等前辈以及几位晚辈。透过窗户，我时常目睹他们出入车门的身影，却从未对此产生过多好奇。偶尔，关于“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老徐之间权力争夺的传闻会传入耳中，但我对此并不甚感兴趣，也未曾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细节。唯一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老徐的变化。他不再是我心中那个洒脱自如的形象，连他的外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知从何时起，他突然变得肥胖，常穿着那件鼓囊囊的蓝布棉大衣，显得更加臃肿、笨拙，背部也微微隆起。我能够想象，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么沉重。

某日，他意外踏足我们的办公室。我满怀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近况，他却仅以八字作答：“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令我猛然想起他赠予我的那本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一篇名为《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的文章，生动描绘了这样的场景——湖民们被湖面的冰层所围困，湖冰无法承受单人站立之重。为了将食物送达，岸上的人们只能手持竹竿，匍匐前进，一寸一尺地缓慢挪移。那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恐惧，竟与老徐此时的情绪如此契合。我不禁心生一丝哀愁。

“的确，老友久未执笔，笔触恐怕已略显生疏。”老徐长叹一声，不胜感慨地说道：“胡适先生曾说过，身为过河之卒，唯有竭尽全力，勇往直前。我亦如此，恐怕一旦想要回头，早已无路可循。”

在这声叹息中，自豪之情固然流露，但无奈与忧愁的成分显然更为突出。

“萧木，你在政治见解上往往显得过于单纯，有些事宜行而不宜言，需得谨慎。”

彼时，我并未料想老徐竟已成为一位声名显赫的官员，他言谈间流露出官场中常见的套话。他的缄默无声，实则是对话语的一种回应——换言之，即是默许先行处理事务，事后再做汇报。事后我将此事告知朱永嘉，老朱一经听闻便立刻领会了其意。在他的周密筹划与精心组织下，文艺组的陈冀德等同仁齐心协力，自1973年初开始，陆续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众多文艺刊物。

熟悉，因我曾多次在远处瞥见他的身影；陌生，则因这是我首次与他面对面坐下。此人正是王洪文。

徐老先生，那位总是严谨措辞的人，这样向王洪文引介道：“这位是萧木同志，他出身于工人阶层，是一位有着铁路工作经历的作家。”

我深刻领会了老徐所提出的三个核心观点。首先，他特别指出我过往的工人身份，其目的显而易见，意在拉近与王洪文的距离，以便使我更易于被他所接纳。据此分析，其次，我可能即将肩负起一项与王洪文密切相关的未知使命。再者，传闻中摩擦不断的市委与市革会两位领导人，似乎因某些原因，萌生了和解的意向，而老徐正是那位率先伸出和解之手的人。

末节的喜讯让我心情愉悦，然而前两处情况却在我心中激起了层层疑云，使我陷入焦虑与不安的漩涡。

细嚼慢咽地享用米饭是一门艺术。需细细品味，待甜意涌现时，再徐徐咽下，这样的饮食习惯对消化吸收大有裨益。王洪文对此表示认同，他这个平时吃饭急匆匆的人，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但蕴芳大姐却直言不讳：别自欺欺人啦！你饥一顿饱一顿，冷热无常，胃病都找上门来了，还侈谈细嚼慢咽呢！王洪文好奇地侧过脸，问道：你也有胃病吗？老徐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回应道：确实有些，但还算控制得住。

餐后，老徐将王洪文及我请进内室，房门紧闭。他们的神色凝重，便向我简述了不久前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那场被形容为“如炸平庐山，使地球停滞”的激烈争斗。我为之震撼，亦明了了王、徐二人为何能够暂时放下旧怨，携手共进。显而易见，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布局，意图首要针对的对象是张春桥，这使得王、徐二人倍感压力。面对“强敌当前”的严峻局势，他们便都产生了携手合作、摒弃旧怨的强烈愿望。

稍后，老徐取出文件，向我详细解读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要义，并分享了闭幕式上对全党发出的“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随后，他透露，自己与王洪文已达成共识，决定每日午休时共同投入两小时研读马列经典，并立下坚定不移的决心。但他又表示，对于某些内容感到难以把握，因此希望我能担当他们的辅导老师。我心知肚明，老徐具备自学的能力，无需额外的指导。尽管他没有明说，但我猜想，他此举意在激励王洪文一同投入学习，因此精心策划了这一计划。尽管如此，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职责，目的仅在于鞭策自己勤奋阅读。

随着岁月的流转，这项学习之旅坚如磐石，始终如一地稳健前行。起初，参与者仅有徐、王二位，不久之后，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位新朋友也相继加入了行列。他们潜心研读的，是毛主席亲自圈点的马恩列斯等杰出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共计三十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众人士，齐聚一堂。

在那个年代，我和老徐都未曾料到，仅仅因为我担任了这份业余的辅导教师，竟使得三年后我接到了调往京城的通知。起初，我投身于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订工作；随着十大的圆满落幕，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宣称，毛主席交予他的主要任务是研读马列著作，因此他以这个理由将我留在了身边。我依然坚守着“雷打不动”的节奏，每天为他辅导两个小时，后来陈永贵和吴桂贤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继续共同研读了三十本书籍。

在此期间，我遵照指示，为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等同志草拟了若干份简明文件，同时协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完成他们所托付的文字工作。此外，我在《人民日报》也承担了部分职务。

我不禁陷入了迷茫。究其根本，并非因为我察觉到王、张、江、姚四人怀有“篡党夺权”的勃勃野心，而是他们“一仆多主”的忙碌身影，使得他们鲜少有暇投身于自己的艺术创作。

于1970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场合，毛泽东主席与徐景贤（位于左侧，第一位）亲切握手。

同样，老徐似乎也未曾找到内心的安宁，特别是那场发生在1974年春的《朝霞》事件，一直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愧疚之源。在此，我无意详细剖析该事件背后的原因、经过及其本质（注：关于这一事件，可参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中陈冀德所撰《“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只想指出：它不过是文革狂潮中一朵微不足道的小浪花。然而，即便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亦能在基层至中央激起层层波澜，映照出知识阶层在那个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所面临的无奈与困境。

部分工人造反派成员对《朝霞》杂志上两位年轻作者创作的两篇小说中某些特定字句进行了过度解读，随即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抨击。他们首先在若干基层单位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继而在向市委提交了报告后，请求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批判活动。这份报告送达康办后，王秀珍和马天水已签署了同意意见，正热切期待着徐景贤的回应。

鲜少有人能洞悉老徐内心所经历的激烈思想碰撞，然而，他最终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纸上勾勒出了一个象征认可的圆满圆圈。

我亲历其境，深切感受到老徐对友情的珍视。这一点，从1968年秋季专题写作组被迫解散之际，他为每位成员精心策划、力求周到的安排中，便能略见一斑。然而，他无意间勾勒出的那个“O”形图案，却在不经意间，在他几位文友之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正是这一决策，使得他自1959年起结识的老友、《朝霞》杂志的实际负责人陈冀德，以及另外两位同样受他关爱与支持的青年作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陈冀德及其两位年轻同伴不幸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他们接连向我寄来书信，倾诉他们所面临的种种艰难与险阻。

王洪文

此案亦牵连王洪文，显而易见，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王秀珍的阵营。

“这误会实在大了。”他轻声安慰我，让我不必过分在意，并承诺已经下令停止对此事的任何批评。

自事件发生至圆满落幕，仅历时半个多月的时光。随后，在张春桥的积极介入与巧妙调停下，风波迅速归于平静。

老徐深感痛苦。

外界或许对此轻描淡写，以为不过是为了一个官职。然而，真正身临其境的老徐所遭遇的，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他只能孤身一人，默默承受那道他自己也难以解释其成因的伤痕。

同年五月，我因私事重返上海，遂顺道拜访了老徐。重逢之时，他激动地紧紧握住我的手，诚挚地表达歉意：“萧木啊，我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对不起老朱、对不起陈冀德，同样也对你心怀愧疚。”我则回应说，我已经与老朱和陈冀德沟通，他们表示能够理解，并无责怪之意。

他叹了口气，说道：“他们越是宽恕我，我心中的愧疚感便越加深重。”时光荏苒，多年之后，当我们——徐、朱、陈以及我——历经人世沧桑，遍尝人间冷暖，再度重逢，围坐西窗，共话巴山夜雨，偶尔提及那件《朝霞》旧事，相互一笑，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宁静与祥和。然而，那一次我离开老徐家，沿着康办大院的花园小径漫步，心中却异常沉重。对于老徐，我难以言说自己的感受，是感同身受他的无奈，还是对他心生怜悯，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惋惜。我总觉得，像老徐这样满腹才华的作家，最好是远离官场纷争；一旦涉足其中，尤其在如此体制之下，十有八九难免遭遇悲剧。

那时我未曾察觉，尽管我自认并无过人之处，却不知不觉间踏上了悲剧的舞台。

四

在文革落幕的时分，我的那部未竟的长篇小说《春江潮》不幸被贴上了“篡党夺权”的标签，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一场严峻的革命批判。至于我，则在炮兵与步兵的隔离室，以及秦城监狱中辗转，度过了一段曲折的岁月，五年半的时间就这样匆匆流逝。此后，我在上海的下放劳动中度过了八个月，生活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1982年11月，我遭到逮捕，依法接受了审判，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被送往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

在监房之外，一条名为“小阳台”的狭长走道曲折绵延，其设计灵感或许源自英国设计师对通风的细致思考。他们巧妙地穿插了一块块铁丝网，使得上下两层楼面得以透过这些网眼相互窥视。在一次难得的“小放风”时刻，我走出监房，不经意间向下眺望，只见一位囚犯俯身而坐，他的背影在模糊中显得格外清晰，正在进食。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竟然被放置在一个装满热水的面盆里，每当他用勺子舀起饭粒，那饭碗便随之剧烈摇晃，摇摆不止。这一幕，让我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仿佛想起了某个熟悉的事物。

他头顶着一顶破旧的哥萨克皮帽，那身影让我瞬间想起了老徐！我假装咳嗽一声，果不其然，他的脸上先是惊讶，接着是惊喜。多年来的生死离别，如今却在这薄薄的距离中意外重逢。就在这一瞬，那层隔阂被瞬间打破，他那份真挚而亲切的情感，让我铭记终生。他脸上露出夸张的表情，嘴巴大大张开，向我传递着信息。我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思：“你还好吗？”我用力点头，也跟着他嘴巴开合。他对我点头，又用勺子轻轻敲击面盆，露出轻松、纯真，带有一丝俏皮的微笑。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不让我为他胃痛担忧，但泪水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春节落幕，大队部深思熟虑，鉴于部分对美术充满热情的年轻犯人若能习得一门技艺，未来自食其力将更为便捷，便命我与两位资深的中学美术教师犯人携手，创办了一所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由各中队精挑细选。鉴于课堂授课之余，尚需提供个别辅导，我因此获得了在楼层间、监房内自由穿梭的特殊许可。正是借助这一机会，我与老徐得以频繁相见。

“怎么还在忙着拆纱啊？”他笑着回答：“我多数时光都在阅读，拆纱只是我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而且这项活动并没有严格的工作量限制。”

我再次探询他的胃部不适情况，他轻描淡写地说病情不重，尚能忍受。只是吃饭时不得不分多次，否则过量进食会感到不适。在酷热天气下尚可，但冷天就得用你看到的那种土法子。那些负责加热水的犯人对我挺宽容，每次都会多给一勺两勺热水，让饭食更暖和，吃起来舒服多了。随后，他关心地询问我的健康，指出我似乎有些精神不振。我回应说，比起秦城，这里已经好多了，只是夜晚仍难以入眠。他提起，中队里的几位学员私下里爱称你为“小老头”，说你总是心事重重。萧木啊，你得学会看开，把心头的重担彻底放下！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不就是这样吗？

确实，在我脑海中，提篮桥的徐先生卸任领导一职后，他的神情显得更为轻松。尽管时光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印记，但他那清瘦且豁达的形象，与往日那略显臃肿与拖沓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不再呈现出那满面的疲惫之色。

刑期即将结束，我与老徐举行了一场带有告别情绪的相聚。他还有超过十年的刑期待履行。他向我道喜，我却依旧心事重重。回想起我们曾激情澎湃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未曾想到现实竟如此艰难。让人既好笑又无奈的是，我即将面对的挑战不再是理想化的追求，而是最基本的生存挑战——如何维持家庭生计：一大家子要吃饭，孩子要上学，我该如何担负起这些重任呢？

徐老强调，即便最低工资标准仍在，我们也应秉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的革命传统，更是全社会共同推崇的崇高美德！

您所述非是。贫困光荣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道德理念。如今，随着社会主流价值观趋向于“功利至上”，在大众的心目中，贫穷已被视为一种耻辱。

徐老沉思片刻，最终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答道：“我仍旧难以置信，你的话语。”

徐景贤与夫人

重返社会后，我不得不继续在改造工厂工作。为了肩负家庭责任，我倾尽业余时间投入其中。尽管笔耕不辍，更迭了多个笔名，创作内容多以古代史为背景，作品却屡次被禁，四处碰壁。直至老徐出狱，我的境遇依旧没有改变。老徐在调整过后，先是潜心阅读，接着陆续发表了回忆录，尽管也遭遇了多次阻挠，但他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显然比我更游刃有余。我们相聚时，常谈论共同的文学爱好，他很少提起那些不愉快的过往。他的豁达与超脱，显然是历经沧桑、荣辱不惊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一次，我提及了之前在提篮桥讨论的话题，我说如今媒体宣扬的是“会赚会花”，富翁和明星成为流行标签，甚至小学生也竞相比拼父亲的经济实力，难道坚持“艰苦朴素”的观念，还能在全社会被视为光荣吗？

徐老坦言此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随即他淡然一笑，说道：“如此又何妨？孔圣人的得意门生颜回，即便身处简陋的环境中，面对一餐粗食、一瓢清水，他人皆感艰辛，他却能保持乐观。我们为何不能效仿被誉为‘复圣’的颜回呢？不论他人如何看待，我们完全有理由自寻快乐，为自己营造幸福！”

在与他的对话中，我心中不禁再次浮现出那位往昔身姿曼妙、神态悠然的徐老形象。岁月虽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却也为他增添了几分洞察世事的智慧与处变不惊的风度。

“你能不能别说了？”还随之用手堵住了耳朵。

徐景贤

我对老徐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在当下。他当年接纳并推荐我，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毕竟，谁又能事先预料到未来的种种呢？尽管我后来的路途坎坷，但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人生的理解和对历史的洞察，并非完全是坏事。人生的多彩本就如此，我后半生的种种或许正是难得的机遇。我的坚持并非由此而来。实际上，多年来我未能充分享受作为公民的创作自由，这让我深感痛苦。写作是我一生的挚爱，若失去了写作，我的余生将变得毫无意义。

1997年10月，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莅临拜访，商讨将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成电视剧。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老徐的身影。早在60年代，他便是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对于撰写电视剧本，他可谓是驾轻就熟。一番商议之后，他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一消息让我喜出望外，我随即与制片人签署了改编权的转让协议。《堕民》这部小说描绘了江浙地区一个特有的群体——堕民，他们被自由民视为天生的“贱民”，饱受种种公开的羞辱。关于他们的起源，众说纷纭，而鲁迅先生则推测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代。从题材上看，它涉及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漫长历史，按理说不会触及任何敏感话题。但出于谨慎考虑，我还是与老徐决定使用鲜为人知的笔名，以规避可能出现的麻烦。

次年，春夏交替之际，这部连续剧在浙江横店低调开机，所投入的四百万资金已所剩无几。不料，一纸突然而来的禁拍令如同一道惊雷，震碎了所有人的预期。原来，问题源于我与两位制片人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其中明确指出片头需标注“根据莫莠小说改编”的字样。莫莠，这个笔名是我少年时代的印记，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鲜少被人提及。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那个看似无所不能的部门竟然揭开了真相的面纱，“莫莠”竟原是“萧木”的别称！

巨额资金正面临流失的危机，而与此同时，对这一消息一无所知的剧组人员，包括一二百名演员与工作人员，依然在横店忍受着酷暑，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一旦停拍令下达，其后果将变得难以预料。两位制片人星夜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一道，向颁布禁令的部门持续恳请，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效。无奈之下，他们向我寻求援助，并强调无论如何都要“拯救”他们，而“拯救”的唯一途径，便是我“自愿”放弃署名权。我沉默了许久，凝视着那两位满头大汗、面露焦虑的年轻人，只能无奈地开口：“抱歉，是我让你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传闻《苦藤》这部电视剧终于得以顺利制作完成，然而，我却再次签署了一纸“自愿”放弃署名权的新协议，使得这部作品与身为原著作者的我再无任何瓜葛。我不禁好奇，在中国电视史上，是否还有第二例如此罕见的现象呢？

“纵使是堕民，他们依旧保有‘民’的称谓。承载着‘民’的身份，他们依然可以过得自在逍遥！”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徐越来越难以找回那份曾经的“悠然自得”。经济上的困境固然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但偏头痛、冠心病以及多年累积的胃痛更是对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折磨。他的背逐渐弯曲，仅靠拐杖已无法完全支撑他的行走，往往需要他人的搀扶。在两年前的秋冬之际，他的内耳不幸长出了胆脂瘤，破坏了平衡感，站立时感觉天旋地转，他不得不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由于我已经搬到了浦东，与他的家相隔甚远，我只能在手术前通过电话传达我的安慰。他总是以他那响亮的声音回应我：“放心吧！我正努力成为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不过，这并非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我的健康，哈哈！”

萧木、徐景贤

最令我们难以忘怀的，莫过于我们最后一次相聚的美好时光——那是在2007年10月27日，我们在江湾湿地公园共度的那一天。

这位长者竟是小偷？徐老喘着粗气辩解道，他手中的拐杖金属部分可以换成些许铜钱，用以换取几块烤饼。此言一出，众人皆陷入沉思，现场陷入一片寂静。

“如数家珍”。

徐景贤与女儿

徐老远眺那连绵起伏、汹涌澎湃的远方，悠然吟咏了古诗中的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

接口：非巫非云。

徐老忽然向我转过头，询问道：“那应该是1972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议。路过南京时，许世友将军热情地邀请我们留宿并共游长江。在船上，我向他们提到了你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写的一部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部作品吗？”

印象模糊。

徐老语重心长地说道：“萧木啊，我劝你放宽胸怀。你那部小说的题目选得极妙——‘长江的主人’！往昔你曾立志要成为长江之主，然而如今你已步入暮年，或许再难肩负起那样的重任。那么，就让我们做回自己生命的主人吧！”

彼时夜色渐浓，我于灯火阑珊处挥洒墨迹，创作了一篇短小而有力的词篇，意图赠与老徐，以纪念此次游历的愉悦时光。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川汇聚，天地交汇，波涛竞相奔腾。远望之处，李仙白帝山巍然矗立，苏哲赤壁映入视野。六朝繁华如梦般随波逝去，而千古辞赋中的风流人物却流传至今。清秋之际，桂香四溢，云朵与鹬鸟嬉戏。

往昔岁月，朦胧模糊，未曾细究其真；眼前佳酿，已倾注杯中，盈满香醇。任长发随风轻扬，驾驭小舟，沐浴于西斜的余晖之中。高举酒杯，临江高歌，吟唱古今，把玩着江中流舟。沉默不言。夜幕降临，乌鸦在乌台上盘旋，佳人泪如雨下，哀愁不已。

未曾料及，词章初成，而故人已矣，此次公园之行，竟成了永恒的别离。

五

10月31日黄昏时分，约在七点钟左右，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了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已经离我们远去！”今日下午4时30分，他可能因过度劳累引发心脏病发作，从发病到心脏停止跳动，整个过程仅短短半小时。

仅隔短短四天，我们岂非还在那湿地公园尽情嬉戏？转眼间，96小时匆匆而过，我竟感到如此难以置信。唉，这样的转变，我既难以置信，也无法轻易接受。

近期，为舒缓胸中的苦痛，我不经意间翻开了《列子》这部经典之作，其内一篇题为《天瑞》的文章尤其吸引了我的目光。文中记载，在古代，人们习惯将已故之人尊称为“归人”——

若提及逝者已赴彼岸，生者便成了旅途中的一员。若在旅途中迷失方向，不知归途，便成了无家可归的失落者。一人迷失家园，他人或许会指摘；而当众人都失去家园，便无人察觉其错。那些舍弃故土、离别亲人、遗弃家业、四处漂泊却不愿归去的人，究竟又是谁呢？世人多半会称他们为放荡不羁之辈！

生命的归宿犹如旅程的终点，这是自然不过的现象。作为行走者，我们岂能长久漂泊，遗忘家的温馨？这样的态度难道不是放纵自我？老徐在短短不足半小时的时间里，便完成了从旅者到归人的转变，对他个人和家庭而言，或许都意味着一种圆满——我在阅读时不禁如此感悟，借此抚慰我的内心。

古语有言：“树木若欲测量其尺寸，必先使之倾覆。”今日，老徐虽已遭遇跌宕，却不仅坦然接受旁人的审视，更是勇于直面，主动让医者以锋利的手术刀，依照严格的科学步骤，对其身体进行剖析、切片，并在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检测。在生理层面，固然可以窥见病毒侵袭下的病变组织，但在心理层面，我敢断言，即便显微镜的放大倍数高达千万，即便能够洞察出盲从与错误，却绝无法揭示出专横、贪婪、欺诈等“心理顽疾”。相较于当下的官场，我为能结识这样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将自身有形的“生理遗体”献给了国家，更根据马克思对人的精辟论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后世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若我们能够超越情绪化的批判，甚至摒弃对革命大批判的妖魔化倾向，转而采取严谨的科学历史观，客观、真实地剖析和解读他的“社会遗体”，深入探究，那么我坚信，定能描绘出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画卷；这不仅构成了大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成为了人们洞察整个大历史的关键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