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周恩来？

当一件神圣的任务落到周恩来身上时，我们总是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周恩来？

特殊的家庭境况和个人经历陶冶了周恩来独有的情操、胸怀、气质。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从告别故乡起，由南国而北疆，由国内到国外，几经辗转。丰富的阅历开阔了周恩来的眼界，令他始终站得高，看得远。

周恩来极少有封闭性意识，很少有狭隘的观念，他胸怀宽阔，气度豁达，气质卓绝，这使他能容人、容事，能使各方面各层次的人群愿意同他接近。

同时，谦逊的品质和崇高的风范，使得周恩来能够赢得最大限度的信赖，从而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形成号召力，产生凝聚力。

千言万语，说得就是一个男人的魅力。

吾辈楷模。

西安事变前的统战努力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

自此以后，周恩来就为国共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奔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对国民党的工作。从1935年底始，国共两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一系列秘密接触。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亲到肤施与张学良的会谈，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有重要影响。

1936年5月5日，考虑到张学良提出的联蒋抗日的建议，在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中共中央首次放弃了反蒋口号。

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分别致函他的老师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同学友人谌小岑，希望他们运用影响，努力促成两党合作抗日。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首次以全党名义正式地向国民党提出“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9月1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陈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秘密联系的主持人，说明中国共产党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望他们向蒋介石进言，立停军事行动，使两党重趋合作，一致抗日；并提出愿与他们直接会晤，迅作负责人之商谈。

1936年9月22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本人，吁请蒋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并表示，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向蒋介石个人致函。

但是，蒋介石并无诚意。

193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获悉国民党联系人曾养甫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安排后，曾表示周恩来可以飞抵广州谈判。

可是不久，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即调兵遣将，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外出谈判。

1936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谈判代表潘汉年会见陈立夫，面交周恩来书信。此时，国民党方面却改变了前一段的松动表示，仍持反共立场，把红军当投诚看待，妄图加以收编。

这样，国共秘密会谈未能取得结果。

西安事变的善后

西安事变，蒋介石走后，许多人以为蒋介石必定会实现诺言。

西安方面认为和平已经实现，红军不必继续南下。周恩来尊重友方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停止前进。

周恩来还向杨虎城、王以哲表示：已到非苏区的红军，不侵犯原有的行政系统，不打土豪。

蒋介石的甲、乙案

蒋介石回南京后，有三种选择：

一是实现诺言，发动抗战，让张学良、杨虎城继续指挥西北部队。但在获得自由后，蒋介石又不愿这样做了。

二是进攻西安，消灭西北三军。蒋介石知道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于是，蒋介石采取了第三种折衷的办法：不放弃抗日的旗帜，又不马上发动抗战。把共产党赶回陕北，使东北军、西北军脱离张、杨。

1937年1月4日，蒋介石宣布扣押张学良，派重兵进攻西安，在摆好阵势后提出甲、乙两种解决方案。

甲案：东北军驻甘肃，西北军守渭河以北，红军回陕北。

乙案：东北军东移安徽、淮河流域，西北军驻甘肃，红军回陕北。

西安三方力量的脆弱的三位一体

在军事上，西安三方的力量同南京相比处于劣势。如果打，只会断送已赢得的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如果三方联合一致，严阵以待，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

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坚持到1937年2月15日就可以利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呼吁救张，推动抗日，这是比较好的对策。

但是，实行这项对策的前提是必须坚持三位一体。

1937年1月4日，应西安要求，周恩来电告中央令红军驰援。杨虎城、王以哲指挥部队，连设七道防线。

1937年1月9日，红军赶到三原、耀县、咸阳一带。虽然红军只有30000人，但是极大地支持了友军，稳定了关中形势。

蒋介石看到三位一体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说，没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张学良是维持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他被囚禁后，三位一体便出现了裂痕。

首先是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早已存在的两派逐渐变得互不相让，各行其是。

以王以哲为首的将领力主和平解决，但是除王以哲等少数人外，东北军高级将领多认为共产党势孤力单，不愿联共，有的已投靠蒋介石。他们要求执行乙案，认为这样东北军就可以就食于富饶地区，可以离开西北，离开红军。

但是，由于王以哲、杨虎城、周恩来一致坚持接受甲案，他们迫于形势，难以出口。

东北军青年军官，多是团以下干部，或是张学良的幕僚，强烈要求抗日，思想激进，是张、杨发动事变的骨干分子，赞成联共抗日。但是，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认为没有张学良，他们难以提升，根本不考虑接受甲乙两案，而主张决一死战，希望以此救张学良回来。这些人的义愤得到了广大官兵和社会上的同情。

到1937年1月下旬，主战在西安占了上风。

杨虎城的态度

杨虎城知道真打起来，只能速战速决，否则内部支持不住。张学良被扣以后，杨虎城对东北军不便过多干涉，非常希望张学良回来一起支撑局面。

杨虎城主张和平解决，但是又同情主战派救张学良回来的急切心情。

周恩来的工作

周恩来是张学良、杨虎城请来的客人，不便干预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做朋友式的劝告，引导方向，协调各方关系。

周恩来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他撤兵，放张学良回来或给张以公职，以缓和迫在眉睫的内战。

在西安，周恩来利用一切场合，和上层人士谈话，出席东北军、西北军会议，出席群众团体会议，指出打仗对救张不利，只要坚持三位一体，张学良终有一天能回来的。

周恩来反复宣传要顾全大局，坚持执行甲案，和平解决。

做主战派的工作，周恩来舌焦唇敝，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东北军青年军官就是听不进去，要求红军帮助他们出兵，否则便要和共产党决裂。

二·二事件

1937年2月2日上午，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铤而走险，杀害了王以哲，拟定了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的名字。

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顿时成为对抗性的，前线的师长刘多荃派兵向西安进发。

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共产党实行兵谏。周恩来、杨虎城无论支持东北军的主和派或主战派，都会使东北军的内乱演变成西安以至关中的自相残杀，中央军便会乘虚而入。万一他们扣押周恩来、杨虎城，用武力逼迫东北军、西北军投降，内战必将重开，西安事变的成果就会消失殆尽，所有人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处惊不变，他赶到王以哲住宅。王以哲躺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周恩来率李克农、刘鼎等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消息传出后，对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

随后，周恩来又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虎城派人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执行甲案。

然后，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刘澜波到前线向刘多荃说明真相，陈述利害。

杨虎城对处置凶手感到为难。周恩来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1937年2月4日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往三原红军驻地，使对方失去了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同时，使主战派失去了首领，不能再有其他动作。

二·二事件后，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

西安事变的结局

1937年2月6日，杨虎城避居三原。

王以哲被害后，东北军少了联共的有力人物。东北军多数高级将领要求执行乙案，东开安徽，并对西北军武装戒备。

至此，三位一体已不复存在。

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等在西安工作的同志们的安全，电告紧急时立移三原。

周恩来把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派往三原，而他自己则坚守西安。

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局势越恶化，他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他离开西安，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也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谈判也难以进行。

周恩来留在西安，等待顾祝同进城，就是表示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1937年2月8日，中央军进入西安。

第二天，顾祝同即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又派张冲从南京赶来参加。随后，周恩来到杭州、庐山、南京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