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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再过两天就是开国大典,北平西郊的校场里仍能听见新组建部队练兵的呐喊声。就在这种气氛里,时任华中某兵团副军长的徐其海刚刚接到北方军区拍来的电报:防务演练合格,进京列队待命。很多年后,战士们只记得那位个子不高却永远腰板笔直的安徽籍少将,看不出丝毫疲惫,一遍又一遍确认旗帜与番号的摆放顺序。彼时,他的长子徐光明正在延安上小学,对父亲即将站在天安门观礼台这件事毫无概念,只知道家里又要拆迁式转移。两代人命运的分岔点,似乎就在那位少年懵懂的目光里悄然生成。 徐其海1913年出生在金寨县南溪镇,六岁丧父,八岁替母放牛。乡村的泥土路磨平了童年的幻想,却练出结实小腿。他常说一句话:“穷人家想活,只有一口气顶着。”1929年立夏节,金寨枪声骤起,红色队伍缺弹药更缺粮,但年轻人热情高涨。16岁的徐其海攥着木梭枪跟着赤卫队冲进民团寨门,几乎一步都没停。他并没有想太多政治纲领,只笃信“不给地主当长工”。一场战斗下来,村口破庙的土墙上多了“打倒土豪劣绅”八个大字,他第一次感到冲锋原来可以改变命数。 进入红一军第三团后,他用半年时间从战士升到班长。1931年秋,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团部需一位敢死队带路穿插,团长抬手点了徐其海:“小个子,去不去?”他咧嘴答:“去。”两声短促“跟我来”成为他日后几十年的口头禅。战场上,这种不加修饰的冲锋姿态屡次把部下一寸寸拖出弹雨,也让他的名字在军中口耳相传。 1933年碑坝保卫战尤为惨烈。川军38个团从三面压上,敌火力密集到连草棍都打成粉末。48小时里,徐其海指挥营连23次反冲锋。最后一枚子弹打出后,他站在工事缺口挥手:“刺刀上!”士兵们激动得嗓子沙哑,却还是怒吼着扑向敌阵。事后战地回收统计,我军枪栓被打坏的占三成,刺刀缺口的超过一半,这段记录连翻译官都说“无法改写”。徐其海因此被授予“碑坝猛虎”称号。若把这场遭遇战移到银幕,只需镜头对准他那双布满硝烟的手,震慑力已足够。 长征开始时,他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睡过冰面也啃过马皮。1936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当晚帐篷里灯火昏暗,他拿木棍在地图上比划下一步北上路径,年轻参谋压低声音问:“徐营长,咱真能走出去?”他没抬头,只是笑:“路在脚下,走就成。”其实谁也不知明天在哪里,但那份宁静自信像火塘里的炭火,燃到凌晨仍未熄灭。 抗战爆发后,他被抽调到总部特务团,掩护延安安全。1944年“九月东渡”时,他还临危受命替缺编师长指挥冀北伏击战,一口气守住绥德、延川交通线。新中国成立前夜,徐其海已是副军长,胸口横排四行功勋章。有人劝他留个职务档案评估,方便以后晋衔。他不屑:“打仗哪来评估?死活一刀切。”1953年,他率部参加三打马踏里,成功端掉美一师固守的“东南山”。功成返国,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还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这时的徐其海47岁,风华正盛,可在儿子眼中,他永远只是操场上拎哨子的父亲。 徐光明的个性恰好与父亲迥异。1944年5月,他诞生在延安城外的窑洞里。16岁那年,北京电影学院招考在西安设点,他跟同学一合计,买了两张硬座票蹿到西安。考官让模仿“失手打碎花瓶”,他先愣然后突然俯身捧起空气碎片,一边喘一边嘟囔:“完了,这下娘会骂死我。”一条即兴戏被评“眼神有故事”。就这样,他带着浓重陕北口音闯进了电影学院表演系,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录取生。父亲闻讯只是简单一句:“不当兵就别丢人。”他回绝:“演戏也是打仗,打观众的心。” 1966年毕业分配,他选择空政话剧团。那个年代军旅文工团演出任务繁重,尤其进前线慰问,常常白天换装夜里搭台。徐光明体格瘦,却能提着大幕爬几十级梯子不喘。他第一部上银幕的影片是《长空雄鹰》,在里头演一位年轻机务兵,戏份不重,反倒让他学会真机拆装。后来拍夜戏,导演随口一问谁敢爬机翼,他第一个跳上去扣住引擎盖。敢吃苦的秉性多少遗传自父亲,但他更在意表演的“真假边界”。 八十年代中期起,他陆续被国防影视中心邀拍《八路军》《东方》等电视剧。一次化妆间里,造型师给他贴阎锡山的络腮胡,他拿镜子反复比对:“山西人语调带平舌音,还要含糊鼻音,别忽略细节。”于是专门把山西话声调记进小本,连“嗷”“旮”都分清位置。拍摄一周后,山西籍剧务愣了:“感觉是家乡老人来训人。”徐光明这才知道,语言是打开角色的钥匙,握住了便能走进人物心里。 到了《大明王朝1566》,他接到吕芳一角。剧组试造型那天,他披着太监长衫站在镜前,突然转身对制片人轻声说:“这人一辈子是影子,影子没重量却左右皇帝。”片场拍嘉靖祭海那场夜戏,灯火摇曳,他垂手跟在皇帝袖后,目光飘忽又警觉。导演收工后感慨:“一个眼神交代整段权力关系。”观众也因此记住了那个外柔内刚的吕芳。 有意思的是,他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恰恰是“反派专业户”标签。蒋经国、顾祝同、袁世凯、阎锡山——这些复杂人物在历史坐标上或进或退,很难盖棺定论。徐光明却自嘲:“我替他们还原人味,褒贬观众自己判。”把每个角色立住,需要痛下苦功。拍《武昌首义》时,他为琢磨袁世凯卷舌里带沙哑的气音,硬是对着录音机读《高等小学国文》全文,直到助手催场才停。再看成片,观众惊讶“怎么和阎锡山一点不像”?这正是他追求的安全距离——角色与演员脱芯,观众才信服。 一次内部观摩活动,主持人无意提到:“您父亲是开国少将,却总演国民党高官,压力大不?”徐光明笑答:“立场在哪里?父亲立场在战壕,我的立场在镜头。各司其职就好。”台下掌声热烈,有老兵对旁人低声道:“这小子没丢老徐的骨气。”短短一句评价,也许正说明父子之间最深层的默契——都是用各自方式守护信念。 1995年后,大荧幕市场风云骤变,新生代演员追求流量,老派演员却在剧本里精耕。徐光明选择退居幕后,每年只接两三部戏。他常自律性地穿正装去剧组读本,像当年父亲数旗帜那样反复核对人物资料。有年轻演员私下请教如何进入状态,他淡淡一句:“先尊重历史,再折腾技巧。”这句话很快在圈里口口相传,对老派戏骨的敬意也随之被重新唤醒。 2013年,中央档案馆解密一批珍贵影像,其中一段1955年授衔仪式视频里,镜头扫过徐其海——胸口佩戴红星奖章,神情镇定。网络上传开后,不少影迷惊呼“与徐光明眉眼极像!”媒体想安排父子合拍访谈,他婉拒:“他属于那个年代,别拉到闪光灯下消费。”这种克制似乎延续父亲低调作风,也让关于父子二人的故事更添传奇味。 2016年,徐其海故乡金寨县修建革命纪念园,邀请徐光明出席揭幕。他看着园区浮雕——碑坝、嘉陵江、马踏里,每一次彫刻背后都是血与火的凝缩。参观结束,他仅留下六个字:“历史在,不必言。”写完转身离去,随行人员追问活动感悟,他摆手:“戏拍够了,这里安静些好。” 时间回到今天,徐光明依旧被邀演形形色色的国军将领。导演们看重他的细腻与沉稳,观众相信他能把“活人”带到面前。演绎半生,他把反派演出多层人性,也让人看到父亲那股不服输的韧劲在文艺道路上绵延。兵与戏,本是两条平行线,却因为这对父子在历史与影视间发生奇妙勾连。或许这正是命运最巧妙的笔触——在血与火的背面,记录下另一种执着:有人用冲锋换来黎明,有人用角色解读旧尘埃,但骨子里同样一根弦,叫坚持。 再谈“立场”与“形象”——角色创作背后的艰难取舍 徐光明近年再度拿到“顾祝同”剧本时,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剧组原本担心他的体力,却被他一句“角色在等我”堵了回去。开拍前,他照例把顾祝同的日记、回忆录翻到发黄,用红笔标注“情绪交叉点”。顾祝同青年时留学日本陆军大学,笔记英文、日文混杂,阅读量之大超乎想象。徐光明发现对方常在日记夹层贴风景明信片,猜测他骨子里的浪漫与疏离。于是,他设计了一场“无声书画”桥段:夜半雨声,顾祝同在灯下摊开宣纸,仅提笔却不落墨。导演原以为是即兴,却在剪辑时惊觉这十秒静止让人物层次瞬间丰富。观众透过细节看到一名将领的自持与疲惫,而这种不言而喻的情绪,正来源于演员对史料的深度消化。 另一方面,徐光明始终坚持“立场分离”。他在角色笔记本首页写下警示:“勿为角色辩护,勿替历史开脱。”因此,他绝不会在镜头里刻意美化国民党人物,却力求符合史实。拍摄蒋经国与基层军官会谈时,剧本原设台词颇显狭隘,他提出删改意见,保留蒋经国对局势的冷峻分析,而将攻击性词句弱化。理由简单:历史对象无论善恶,都不应被现代情绪随意夸张,而应让观众自行评判。制片人犹豫,他当场朗读父亲留下的作战笔记:“决策未必正义,唯数字永远诚实。”最终剧本采纳了建议,也让整场戏更贴近当时复杂政治空气。 对于个人声望,他看的极淡。多年来并未大规模接受访谈,也少在社交媒体发声。原因只有一句话:“演员要藏于角色后。”有人质疑这会削弱宣传,他则拿出父亲当年口令本——封面写“少说一句,少流一滴血”。他相信今天荧幕上的“干净”,与过去战壕里的“利落”其实同源:都要求把无关成分剥离,只留下核心目标。一次学院讲座,学生问他如何平衡创作与市场,他沉思几秒:“别怕被忘记,只怕没做好。”简短回应,却让现场掌声久停不下。 难得的是,徐光明并未被“反派”框死。去年在一部反特剧里,他首度挑战地下党员角色,戏份不多,却把“静默的勇气”呈现得克制而锋利。播出后,观众直呼“看不够”,才意识到那双眼里其实一直藏着枪火。或许正因长期饰演高层军政人物,他对时代洪流的兴衰更觉敏锐;当镜头转向信仰坚守者时,他反而能以更深的共情演活角色。这种跨越立场的表演实践,为老戏骨群体提供了难得范本:无论正反,人性秤码必须拨得精准,才撑得住历史重量。 徐光明与徐其海,一文一武,两条道路终点殊途同归——都在各自阵地上践行严谨与克制。前者用角色丈量人性深浅,后者用战争撬动山河动向。时代浪潮推着他们走向不同舞台,却让同一精神脉络在血脉里延续不息。世人或许津津乐道“反派专业户”的传奇,却少有人注意到那份对历史的敬畏、对信念的坚守才是他们共有的指数级底色。 若干年后,当银幕再度亮起有人问起“立场”二字,其实答案早已镌刻在他们行事准则里:选择了,就执着到底,不夸张、不妥协,仅此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