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景寅飞机合照 2012年7月，正值潘景寅先生蒙受不白之冤逝世41周年之际，我特意前往蒙古的温都尔汗，为父亲举办了一场庄重的祭奠仪式，并亲自为其清扫墓碑。此举不仅完成了母亲未竟的愿望，更是我们姐弟三人共同心愿的体现。 01 我的父亲潘景寅，曾履任空军34师副政治委员一职，且曾是林彪同志的专属机组成员，担任飞行员之职。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专机不幸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地区发生坠毁事故。 四十一载光阴流转，关于坠机事件的成因，舆论场上争论不息，时至今日，仍未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父亲对飞行怀有深厚的热爱。在我们家，三个孩子的名字都是父亲所赐，姐姐被称作潘鸶，我名叫潘鹭，而弟弟则是潘鹏，这三个名字都与翱翔天际的意象紧密相扣。得益于父亲卓越的飞行技能和令人敬仰的人格魅力，他的职业生涯一路攀升，从大队长到副团长，再到团长、副师长，即便身居高位，他依旧坚守在飞行岗位的第一线。 直到父亲离我们远去，我们才逐渐意识到，他曾是一名执掌中央首长专机的飞行员，且多次肩负为宋庆龄等尊贵宾客驾驶专机的重任。 多年来，父亲屡次承担起至关重要的专机任务，每一次都圆满完成了既定目标，未曾遭遇任何飞行事故。 在那次最后的航程中，父亲作为林彪的飞行员执掌操纵杆，尽管他仅是首次驾驭这架三叉戟，却终究英勇地陨落。 
02 在1970年的六月与七月之际，我国成功引进了四架三叉戟运输机，这一壮举标志着我国首次拥有了此类重型运输工具。 调令早已下达，原计划是安排父亲前往空军机关担任职务。然而，鉴于接手了这批三叉戟任务，并需集中精力培养飞行员，父亲最终选择留在西郊机场。 父亲率领团队前往广州执行改装任务，期间，一位巴基斯坦籍飞行员担任了驾驶重任。 父先行，后授人。 256号三叉戟，在四架同型号飞机中独树一帜，这得益于中央的明确指令：毛泽东主席不再乘坐飞机。因此，这架首屈一指的一号专机，便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所获，而我的父亲则荣幸地被任命为该机的机长。 父亲向来随性而行，而母亲却总是挂念在心，担忧他可能遭遇不幸。每当父亲驾驭着三叉戟翱翔于蓝天之上，他便不止一次地安抚母亲：“这回你应该可以放心了！三叉戟配备了多台强大的引擎，绝无同时全部失效的可能。只要拥有足够广阔的降落场地，我们定能平安降落。” 母亲放心了。 我家坐落在西郊机场的职工住宅区内，往昔那里小飞机的轰鸣声总是显得格外轻柔，相较之下，三叉戟客机作为体型庞大的飞机，其引擎的轰鸣声则显得更为响亮。 每当那三叉戟平稳地触地，母亲的耳朵便立刻捕捉到了那独特的声响，紧接着，她便向我们宣布：“你父亲归来了。”于是，我迅速跨上自行车，牵起弟弟的手，一同前去迎接父亲的归来。 改装完毕的三叉戟飞机，迫切需要经历多次的试飞测试。那时，姐姐潘鸶因患有小儿麻痹症，正在长春接受治疗。母亲多次催促父亲将姐姐接回北京。恰逢父亲获得了前往长春的航线申请，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的最后一周，他前往长春执行试航任务，并趁机将姐姐接回了北京。然而，“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有人试图调查父亲与此事件之间的关联，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无任何关联。 经过改装，这架三叉戟机舱中央新增了一道门扉，门后则布置了专供领导休憩的卧榻。 
256号三叉戟 03 自乌兰巴托至温都尔汗的旅途中，我的头颅仿佛被重压，痛楚难耐，然而，父亲的音容笑貌却如影随形，屡屡在眼前重现。 1929年伊始，我的父亲呱呱坠地，然而幼年便失去了母亲的呵护，成为了一名随姑妈长大的苦命儿。14岁那年，他开始为地主牧牛。1946年6月，当时隶属于四野的部队路经他的家乡，他毫不犹豫地抛下了手中的牛鞭，毅然加入了这支队伍。他的决然离去，对地主家庭而言无疑是一场沉重的打击。地主强迫我祖父赔偿牛只，由于无力偿还，对我祖父施以辣椒水的酷刑，险些夺去了他的生命。因此，父亲对祖父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将祖父接到北京居住。母亲特地聘请了保姆，陪伴祖父走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父亲虽未曾涉猎书海，却天生聪颖，对知识的渴求如同饥渴难耐，加之年轻有为，因此被选中进入空军一航校学习飞行。毕业后，他被分配至空军34师担任飞行员。鉴于工作的特殊性，他未曾踏入婚姻的殿堂。航校的同窗好友尚登峨的岳父，一位经验丰富的红军老战士，当时正在南口驻训。他得知房东家中有一位名叫孙祥凝的姑娘正在北京大学护校就读，便充当月老，将她介绍给了父亲。初次见面，两人都对彼此留下了满意的印象。父亲身材挺拔，身高一米八，姥姥和姥爷对此赞不绝口。而母亲容貌秀美，性情温和，更让父亲为之倾倒，两人一见钟情。当时父亲已年满三十，比母亲年长八岁。北京大学护校也对他们表示了支持，特批他们结婚，但要求在校期间不得生育。 母亲不禁感叹：“谈论恋爱，哪里有那么多闲暇时光，我们相聚的时光实在屈指可数。老潘频繁出差，而那时的我，常常需要值夜班，即便婚后，这样的情况也未曾改变。” 父亲时常不在家。母亲作为海淀医院的护士，常常需要值夜班，所以我们姐弟三人从小便在南口的姥姥家度过了许多时光。我对父亲的记忆相当模糊。他很少来探望我们，即便偶尔归来，也鲜少开口多言。姐姐潘鸶年幼时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因家境困顿，无力承担路费，姥姥便不辞劳苦，一步一个脚印地背着她进城求医。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原本已显现出好转的迹象，然而，由于父亲的缺席，治疗并未能得以持续，以至于姐姐至今仍无法站立。 
1971年酷暑的八月，潘景寅在山海关定格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幕。 04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父亲出差归来，家中洋溢着温馨的氛围。难得的闲暇时光，母亲、老舅、姐姐和我齐心协力，动手包起了饺子。邻居送来半个瓜，父亲尤其偏爱瓜馅，母亲便特意准备了两种馅料。那珍贵的瓜馅，母亲舍不得与我们分享，而是留给了父亲。父亲在家中，始终是备受关照的焦点。母亲曾告诉我，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时期，父亲也未曾尝过苦涩。每当父亲归来，母亲总会将家中最美味的食物摆上桌，告诉他，因他在空勤灶已习惯了美味佳肴。每月定量分配的二两肉，母亲也从不与我们共享，她和我们一起享用大萝卜条和白薯，而将肉留待星期天特别为父亲准备。 父亲公务缠身，即便是周末，也难得在家中悠闲片刻。平日里，他或是在飞行途中，或是在办公室埋头苦读、笔耕不辍，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紧急事务。就在这时，接连三通电话打破了他的宁静，均要求他立刻处理紧急事务。可惜，潘副政委恰巧不在办公室。当时，父亲正在理发店内，据100团政委安治梁叔叔事后所说，父亲曾服下三片安眠药，打算在理发后稍作休息，不料任务却突然降临。父亲急忙赶回家中，只见锅里的瓜馅饺子正翻滚沸腾。他来不及品尝，只是草草整理了一下，便提着装有必需生活用品的旅行袋迅速出门。飞行员专机配备的旅行袋中，常备牙刷、毛巾、拖鞋等，以便随时应对出征的召唤。 于婚礼的庄严殿堂，组织悄然告知母亲，父亲身负非凡使命，频繁外出，叮嘱她不宜过问，更无需探询详情。母亲始终谨记这一教诲。在家庭日常中，她自觉地与军队事务保持距离，坚信那些事务皆为机密，加之自己并非党员，更是有意疏远。即便父亲偶尔带回一些公文书信，母亲也从不轻易瞥上一眼。至于那些作为飞行员福利的巧克力和水果，她也自觉地予以拒绝。父亲行色匆匆，母亲早已习以为常，从不对他的去向或归期多加询问。 此次，母亲同样对父亲的去向一无所知，直至后来才得知他曾经前往北戴河。幸运的是，当时场站政委的家属带着孩子来到我家拜访，在后来的调查中，他们恰好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证人，证明父亲在离开时并未留下任何只字片语。 “或许今晚能返。”北戴河与北京相距并不遥远，飞行只需短短四十分钟。当夜七点四十，256号专机直飞北戴河，并在海军管辖下的山海关机场顺利降落。直至多年以后，母亲方才知晓，在父亲登机前的那个夜晚，他整夜未合眼，独自静坐在机场调度室，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自19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遭遇飞机上放置炸弹的惊险事件以来，父亲对专机的安全始终极为重视，甚至不惜牺牲个人休息，以确保专机的绝对安全。 
潘景寅与夫人孙祥凝的合照，共同映现了两位东北与北京出身的才子佳人。潘景寅，东北出生，1929年踏入人世，却在42岁那年春日离世。他的夫人孙祥凝，北京名门闺秀，1937年踏入人世，却不幸于2004年因病仙逝，享年67岁。 05 “我能够资助你成家立业，但对于参军一事，我无力为你铺路。”在无奈的选择中，侄子只能返回故里，投身于农耕生活。岁月流转，当侄子在故乡搭建新居之际，母亲慷慨资助了他一笔款项。这一看似平常的善举，实则承载着父亲未竟的夙愿。 自“九一三事件”爆发，组织对父亲进行了全面的审查，结果并未揭示出任何问题。然而，在10月5日，母亲踏入海淀医院工作之际，却因背负“反革命家属”的恶名，不得不加入了所谓的“学习班”。在那个充满动荡的年代，“学习班”虽被广泛提及，实则与拘留无异，其间更被严格禁止与家人联络。 母亲被囚禁了整整四年，然而，由于此事并非地方事务，责任被推诿，最终她被安置在海淀卫生局。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逐渐松弛，无人过问，甚至换饭票也有人置之不理。母亲渴望与三个孩子团聚，于是趁隙溜回家中。由于无力购买车票，她只能选择徒步前往南口。然而，海淀卫生局发现母亲失踪后，立即上报给了北京市委的吴德同志，声称是出于“政治保护”。南口派出所将刚抵达家的母亲带走，案件因此升级，她被关押至海淀公安局拘留所。在离开之际，母亲对姥姥、姥爷说道：“爸妈请放心，他们不会伤害我，我自己也不会轻生。”此后，母亲再次“失踪”，姥姥四处打听，却始终未能找到她的任何消息。 母亲入狱后的生活实属艰难，日复一日，她仅能以白菜汤和窝头为生计，栖身于硬木地铺之上。然而，这些困苦并未撼动她乐观的本性。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她不敢轻易言语，唯恐无意中触及禁忌，招致新的罪责。尽管已被判定为“反革命”，她却只能默默忍受，如此度过了一整年。随着时光的推移，可供揭露的新证据日渐稀少，经过多次请示，母亲终于重获自由，回到了温馨的家中。 “若条件允许，不妨投身职场；若现实不容，家中生活亦能勉强维持。那么，就带着孩子，安享余生吧。” 历经重重波折，直至1978年9月15日，母亲方才得以重返海淀医院的工作岗位。起初，她被分配至北下关门诊部，该处并无食堂设施，且她的工资水平也难以支持她独自外出就餐。在经过数月的坚持与恳求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海淀医院，并被安排在挂号室工作。 06 “九一三事件”的阴影笼罩之下，我尚是年仅11岁的孩童，姐姐比我大一个月，12岁，而我的弟弟尚在襁褓之中，仅有2岁。母亲不幸被当局逮捕，专案组原计划将我们姐弟三人遣返回父亲在河北迁安县的故乡。然而，由于父亲在故乡已无亲人相依，我们最终还是被安置回到了南口的姥姥家中。 我的姨父王玉琳，身为南苑机场的一名飞行员，曾肩负重任，驾驶飞机护送朝鲜代表团前往上海参观。然而，不幸的是，“九一三事件”的爆发打乱了他的飞行计划，他不得不中止任务，转而乘坐火车返回北京。此后，他的飞行生涯被迫暂停，最终转业至沈阳。姨父和姨母将一对年幼的女儿——一岁和三岁——留在了南口的姥姥家，再加上我们姐弟三人，家中共有五个孩子。在这五人中，十二岁的姐姐潘鸶年纪最大，却因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不得不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家中还有三位大人需要照顾，姥爷已年过七旬，半身不遂，生活无法自理；母亲被囚禁了四年，出狱后精神状况仍不稳定。在这样的家庭状况下，全靠六十多岁的姥姥独自支撑。每日，我协助姥姥洗刷全家衣物，小院里挂满了晾晒的衣物。夜幕降临，姥姥在哄睡三个孩子之后，还要在昏黄的灯光下为我们缝补衣物，常常熬夜至深夜。 父亲在世时，家境尚可。但自他离世，家道急转直下，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母亲仅凭每月三十元的微薄薪水，再加上姨舅们偶尔的接济，对家庭的经济状况改善微乎其微。整个家庭的生计，全赖姥爷那微薄的退休金维持。家中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我们无力负担牛奶的费用，于是姥姥便养了一只羊，每天挤出羊奶来滋养我们。此外，她还饲养鸡鸭，自种蔬菜，以此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我们姐弟二人，不幸因父亲的牵连，历经了无尽的苦难。若父亲健在，姐姐潘鸶的腿疾或许早已得到根治。至于我，虽有幸被国家女篮选拔，却因父亲的政审问题而与篮球场无缘。弟弟潘鹏，具备甲级体质，却因政治因素的制约，未能踏入军营。父亲曾向母亲吐露心愿，期盼我们将来能投身于三种职业：参军、研习外语、悬壶济世。然而，我们姐弟三人的命运并未能实现父亲那份美好的期望。 
07 母亲在重获自由后，胸中沉积的怨气难平，于是她开始四处投递申诉信。她首先便想起了宋庆龄。宋庆龄常年往返于北京与上海，频繁乘坐由父亲执飞的飞机。有时，宋庆龄还会特意指定父亲担任机长，甚至在沪上设宴款待过他。“九一三事件”爆发在即，宋庆龄依然期待父亲能载她飞往上海。基于此，母亲立刻想到了她。宋庆龄在接到母亲的信后，立刻派遣秘书赶往海淀医院了解情况，但不幸的是，由于一系列误会，她与母亲未能如愿相见。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于人民大会堂会晤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费尔时的重要谈话内容。 在审案过程中，费尔特直接提问：“你们是如何解决‘九一三事件’中涉及飞行员问题的？” 邓小平曾表示：“在我看来，（林彪）这位飞行员堪称一位好人。” 我们深受《人民日报》报道的启发，因而增添了前往上访的坚定决心。 起初，她心系残疾长女潘鸶，期望为她寻得一份工作，以纾解家庭之重负；继而，她恳请将次女潘鹭的工作岗位从南口迁回城心；此外，鉴于抄家之乱中遗失若干物品，她提出了折价赔偿的请求。幸而，西郊机场对她的诸多诉求多予应允。尽管如此，在房屋问题上的解决方案，母亲仍觉未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九一三事件”爆发之际，原本属于我父亲的居所不幸被强行征用。鉴于当时机场周边无闲置房源，我们只得忍痛搬家。而母亲在西郊机场所获的新宅，她却谦虚地予以拒绝，心中对父亲的离世仍深怀着悲痛，不愿再次被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所环绕。 08 自1971年9月13日父亲英勇捐躯的那一刻起，母亲与我们三个孩子的心中便埋下了对父亲深深的情感，期盼着有一天能亲自为父亲扫墓。然而，种种原因使得母亲的这份愿望始终未能实现。父亲最后一次翱翔的天空是北戴河，那片土地自此成为母亲心中祭奠的圣地。自父亲离世的消息传至家中，每逢夏日，我都会和弟弟潘鹏一同陪伴母亲前往北戴河的海滨。这份行动，成为我们全家间一种默契而隐秘的约定。 2004年8月2日，我们与母亲一同从北戴河的海滨归来，全家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八一建军节。表面上，母亲似乎一切如常，餐后依旧沐浴更衣。但在她转身走向房门，回头瞥了一眼孙儿时，却突然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从此沉睡不醒。直到这一刻，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母亲每次从北戴河归来，尽管表面看起来心情愉悦，内心实则饱含着无尽的哀愁。 母亲的晚年岁月洋溢着满满的幸福。弟弟潘鹏之子，潘鹏鹏，生龙活虎，已步入幼儿园的殿堂。潘鹏，母亲唯一的儿子，尽管成家立业多年，却因长期缺乏稳定的居所，迟迟未能增添新的家庭成员。直至数年前，我和弟弟一同购得相邻的经济适用房，母亲方才迎来了孙子的降临。若父亲在天有灵，目睹这一家人欢聚一堂，尤其是见到自己深爱的孙子，不知会喜悦到何种程度。然而，如今…… 在母亲故乡北京南口的峰巅，我们姐弟三人共同为双亲建造了一座共同的墓室。墓室之中，仅安放了母亲的骨灰，而父亲的存在，则由他生前所使用的钢笔，以及一位友人从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收集到的、一小片熔融的飞机铝片所象征。 
蒙古温都尔汗坠机位置 09 四十一年的冤屈终于得以昭雪，我最终踏上了这片安放父亲遗骨的蒙古温都尔汗荒原。在乌兰巴托，我们拜访了研究“九一三事件”的蒙古学者达西达瓦教授，他坚信林彪的专机是被驻扎在蒙古的苏联军队所击落的。在温都尔汗现场周边，我们邂逅了一户牧民人家。年迈的牧民向我们透露，在飞机失事后，他曾亲自前往现场进行勘查。据他所述，飞机先是起火，之后才不幸坠落。 父亲失事谜团未解。 在这荒寂的坠机现场，九位英灵的合葬之所已尽数湮灭，仅凭想象，它们似乎藏身于山腰某隐秘之地。我预先准备的两个花篮，盛满了鲜花，摆放于墓碑之前，再将酒水缓缓洒向这片干涸的土地，以此祭奠。然后，我向父亲安息之地深深地鞠了三次躬。在父亲墓前，我静静地伫立，久久不愿挪步。 我对父亲轻声说：“请您安息，虽然母亲已远行，但我们姐弟三人相互依靠，日子过得还算安宁。待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定会再次聚首，来到这里看望您，并竭尽全力将您的骨灰带回北京南口，让母亲与您得以在天之灵永世相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