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国女篮在西安与尤文图特队的热身赛中暴露出致命问题，场均20次失误和双塔战术的适配困境，让胜利背后的隐患浮出水面。 宫鲁鸣在赛后提出“选人主要看能力”，却同时为李梦、王思雨的回归设置“状态和态度友善”的条件。

而同一时期，李梦在俱乐部热身赛场均砍下15.3分、4.2次助攻，三分命中率高达42%，这一数据比女篮亚洲杯最佳射手还高出14个百分点。 竞技状态与纪律要求之间的撕裂感，成为女篮选人风波的核心焦点。

王治郅的“谁打好谁上”理念之所以引发共鸣，在于它直击职业体育的公平性原则。 2025年8月的全运会资格赛中，李梦两场比赛狂揽52分，展现出压倒性的得分能力。 但就在一个月前的亚洲杯名单选拔中，她和王思雨却因“长期脱队训练”的纪律问题被排除在外。 宫鲁鸣曾公开批评李梦训练中照镜子、赛前补妆迟到的行为，认为这些细节反映了专注度的缺失。 这种对行为规范的高度重视，与其推崇的“三从一大”训练模式一脉相承。

9月17日的首场热身赛实战暴露了战术与球员的错配。开场不到5分钟，中国女篮就被打出11-3的进攻高潮。 宫鲁鸣坚持的双塔战术刚启动，张子宇便因移动速度不足成为防守漏洞。 一次球权争夺中，她未能及时回防，导致外线形成五打四的被动局面。 尽管杨舒予凭借5记三分球独得25分扭转战局，但球队依赖个人能力而非战术配合的赢球模式令人担忧。

次日第二场热身赛的问题更加尖锐。 张子宇在半场就累积多次犯规，全场仅得7分3篮板，双塔战术在联防体系中的移动短板被无限放大。 后卫线的表现同样堪忧，李缘出现空篮未进的低级失误，全场仅得2分，球队进攻组织显得杂乱无章。 两场比赛虽然都以微弱优势取胜，但场均20次失误的数据，揭示出球员默契度和战术执行力的严重不足。

李梦的竞技状态与国家队缺席形成鲜明对比。在亚洲杯期间，女篮三分命中率最高的球员数据为28%，而李梦近期42%的外线命中率显示出明显优势。 她的快速攻防风格与宫鲁鸣偏好的慢节奏打法存在本质冲突。 日本和韩国女篮凭借“小灵快”体系在国际赛场站稳脚跟，这种全球趋势让双塔战术的适应性受到质疑。球员特点与战术体系的兼容性问题，成为选人标准争议的深层原因。

王思雨的案例同样反映制度与个性的冲突。 她在防守端的拼抢能力和组织天赋曾是国家队的重要资产，但纪律问题成为回归的障碍。 宫鲁鸣在9月18日后表态“选人主要看能力”，被解读为对实战压力的妥协。 但这种妥协是否触及本质仍存疑问，当记者问及具体标准时，他再次强调“态度友善”是综合考量的要素之一。

女篮联赛的生态加剧了矛盾。 李梦与四川队的500万税后合同谈判因财务问题搁浅，国家队缺席又导致其商业价值受损。 在职业化进程中，球员需要在竞技表现与制度约束间寻找平衡。 而国家队选拔机制若无法与联赛发展同步，可能造成人才浪费。 2025年9月的这两场热身赛，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体系中的裂痕。

战术固执度的代价在数据中清晰可见。 张子宇的身高优势在篮下形成威胁，但移动缓慢的弱点被对手针对性利用。 当现代篮球越来越强调空间和速度时，双塔战术的局限性需要重新评估。 杨舒予的爆发性得分证明，球员个体能力可以弥补战术缺陷，但依赖个人英雄主义并非长久之计。

宫鲁鸣曾带领女篮取得过辉煌成绩，其严格的管理风格有过成功先例。 但面对新一代球员的特点和国际篮球的演变，标准化管理是否需要调整成为关键问题。 李梦在俱乐部体系下的高效表现，似乎印证了王治郅“谁打好谁上”的实用性。 当记者追问选拔标准时，宫鲁鸣表示“后续国内赛事是考察重点”，但如何协调即时战力与长期培养，仍是未解的难题。

从西安热身赛的技术统计来看，失误分布集中在外线传导和内线接应环节。 双塔阵容在进攻端容易造成空间拥挤，防守端换防速度跟不上对手的快速转移球。 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与选人标准中的“态度”条款形成微妙对比。 当球员在场上挣扎于战术不适配时，场下的纪律要求是否应优先于实战效能，成为舆论分歧的焦点。

女篮的现状折射出中国职业体育的普遍困境。行政化管理与市场化需求之间的张力，在选人环节体现得尤为明显。 李梦52分的全运会数据和王思雨的组织能力，在实战价值与制度合规性的天平上如何衡量，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 而9月热身赛暴露的20次场均失误，无疑给所有争论提供了最直接的注脚。